关于印发《新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及确认新增补贴品种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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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印发《关于做好2003年科教兴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林、畜牧、农机、水产、农垦)厅(局、委、办)、农(牧)科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委，有关农业大学，部有关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促进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我部将2003年确定为“全国农业科技年”，以组织各地围绕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大力开展农业科研、技术引进、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科技培训，把科教兴农工作推向深入。现将《关于做好2003年科教兴农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二月十日



关于做好2003年科教兴农工作的意见

　　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决定性因素。促进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必须紧紧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和关键。我部把2003年作为“全国农业科技年”，大力开展农业科研、技术引进、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科技培训，力争把科教兴农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此，2003年要集中力量抓好9项重点工作。

　　一、围绕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的总体要求，以农产品核心技术攻关为突破口，实施《优势农产品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计划》，加强优良品种选育，改善品质，提高质量，优化栽培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为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挥提供科技保障。2003年重点抓好高油大豆、专用小麦、专用玉米、棉花和牛奶等优势农产品的核心技术攻关。

　　高油大豆育种及栽培技术以提高单产和含油率为重点。在东北主产区选育单产160公斤、含油率22－23％的高产、高油、抗病、抗虫大豆新品种，完善模式化栽培技术，努力降低成本，满足国内豆油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替代部分进口，尽快抢占国内增量市场。

　　专用小麦研究以提高品质和降低生产成本为重点。培育适合黄淮及东北地区种植的强筋面包和面条小麦、长江下游地区种植的饼干糕点小麦品种。完善“小麦节水省肥高产简化四统一”技术体系，实现黄淮地区小麦全生长期浇水2－3次，亩节水50立方米，氮肥利用率提高到40％，亩产500公斤。

　　专用玉米主攻品质和降低生产成本。筛选优质专用玉米杂交种，其中饲料用玉米粗蛋白含量达到9％，高油玉米含油量达到9％，发酵工业用玉米淀粉含量达到72％。研究少免耕技术，开发长效复合肥，使每亩肥料投入成本降低30－40元。研究低水分玉米生产技术，使东北春玉米区收获期籽粒含水量降至30％以下。

　　棉花主攻提高质量及产量、提高抗病虫特性和降低生产成本。选育抗黄萎病的转抗虫基因新品种和杂交种，改善棉花的长度、细度和强度。完善工厂化育苗移栽机械化技术。完善杂交棉制种技术，制种产量提高20％，成本降低30％。研究棉花减氮补钾、肥水调控技术，实现节水节肥20％以上，单产提高15％左右。

　　牛奶研究以提高鲜奶产量及奶制品质量为重点。尽快攻克良种奶牛繁育关键技术，使奶牛年产奶量提高500－800公斤。开发新型安全高效饲料配方和饲养工艺，提高营养调控水平和饲料报酬率。研制奶制品加工工艺、设备及奶制品质量快速检测技术，提高奶制品品质和质量。在东北、华北及京津沪优势产区建立现代化奶业核心示范区，扩大奶牛养殖规模，提高奶类供给能力。

　　按照“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组织实施农业科研计划，在资金投入、项目规模和地域布局上向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倾斜，确保实现核心技术攻关目标。同时，抓好超级稻、畜禽疫病防治、水产健康养殖、农产品商品化处理等关键技术攻关。

　　各级农业科研机构要紧密围绕《优势农产品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计划》，明确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联合攻关，特别要突出区域研究力量的协作和互补，为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业带建设发挥科技先导作用。

　　二、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


　　以“十五”期间我部50项重大推广技术为主体，大力推广能较快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新品种和实用配套技术。在优势产区，推广优质专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高油大豆、优质水稻等新品种及畜、禽、渔优良品种，使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进一步提高畜、禽、渔良种覆盖率。加强成熟技术的集成、组装和配套，推广农产品优质高效规范化生产技术，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种苗快速繁殖及工厂化育苗技术，农业投入品污染控制技术，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畜、禽、渔规模化养殖技术，动植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先进实用农业机械化及设施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处理技术等，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从实验室研究到商品化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熟化、中间试验和深度开发，按照“技术—产品—产业”链式开发模式，重点对超级稻、南方优质水稻、优质专用小麦、高淀粉及饲用玉米、优质长绒棉、高油大豆等新品种进行生产性试验、示范，对无公害猪肉、优质肉牛、高产奶牛、规模化畜禽养殖等产业化技术进行中间试验，为农业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提供成熟配套的推广技术，尽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计划、跨越计划实施力度，做好50个“科教兴农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示范县建设。各地要积极探索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的新机制、新途径，发挥龙头企业、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经营示范大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努力提高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效率。

　　三、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步伐，培育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加强重要功能基因的挖掘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利用转基因技术加快优质、高产、抗逆性状的育种材料创新。加强对微生物农药、新型生物肥料、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与开发。加强新型节水材料、设施材料、生物可降解材料的研制和开发。加快利用空间技术、遥感技术，建立并完善农业信息采集、分析和处理系统，实现对主要农作物农情和农业灾害的实时监测和预报。

　　在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研究的同时，国家重点扶持农作物种子种苗、畜禽渔良种、农用生物制剂、新型肥料、节水技术和设备、设施农业设备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实施畜禽基因工程疫苗、转基因抗虫棉、生物工程水稻、细胞工程双低油菜等产业化项目，培育一批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一批优势产业和知名品牌，带动产业升级和技术换代，创造农业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资农业高新技术领域，支持民营农业科技力量参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


　　四、继续加快技术引进，推进农业科教实施“走出去”战略

　　围绕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业的关键环节，加快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加强大豆、甘蔗、棉花、苹果、畜禽、水产品等综合技术引进。加强对出口目标国家安全生产技术的引进与研究，提高我国特色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优势研究领域主动参与世界重大农业科技研究，加强与国际农业研究组织和国外著名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重点推动中美农业科技的实质性合作。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农业科教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一批农业科技骨干企业走出国门，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开展实用技术和产品输出，在境外建立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引导农业科教单位面向目标市场国家开展技术创新，形成一批能够占领国外市场和具有经济效益的重大科技成果。

　　五、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生态家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发展农村沼气，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发展农村沼气的重点在西部地区、粮棉主产区和革命老区。按照《全国沼气建设规划》，做好农村小型公益设施项目建设，把沼气建设与改厨、改厕、改圈、改路、改水结合起来。扩大“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实施规模，完善和推广“猪沼果”、“四位一体”、“五配套”等能源生态模式和技术。2003年，国家投资补助新建户用沼气100万户，带动地方发展至少100万户，使全国户用沼气达1300万户以上。各地要加强项目监管，确保中央投入直接补助到农民身上。要提高沼气建设队伍素质和技术水平，推行施工技术人员持证上岗，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各地要努力增加投入，利用扶贫资金及小额贷款发展农村沼气，并制订优惠政策引导企业、社会和农民投入。

　　加大生态农业建设力度，做好“十五”期间50个国家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监测，开展专用小麦、高油大豆等优势产业带和大城市郊区的基本农田污染状况监测与普查，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整治方案，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示范区，做好太湖、三峡库区、滇池、巢湖等国家重点生态环境整治区以及集约化农区的面源污染监测和调查工作。


　　加强农业野生植物管理，开展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基本情况普查，对重要濒危农作物近缘野生植物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入库、入圃，建立一批原生境保护点。完善采集、进出口审批制度，尽快遏制资源衰竭与流失状况，促进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制定并实施《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国家行动计划》，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的保护工作，改善渔业生物资源衰退的局面。

　　六、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技术应用的主体，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围绕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拓宽农民科技培训内容。当前要加强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培训，特别是标准化生产的质量效益型技术培训。同时，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积极开展农民转岗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要把绿色证书培训作为农民科技培训的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以实施“绿色证书”工程为基础，继续实施“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选拔培训120万农村优秀青年，使他们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启动“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从绿证学员中选拔能开展规模化生产和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学员，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创业资金扶持和后援技术支持，培训新型农场经营者和农民企业家1万人。启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提高就业率。实施“农业远程培训工程”，运用现代信息传媒手段，扩大技术传播覆盖面，快捷有效地向农民提供技术、信息服务。

　　加强县、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对重点农业中专、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绿色证书培训教育设施建设进行引导性资金投入，整合资源，改善农民培训条件和手段，建设新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七、加强科研基地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

　　大力加强国家农业科研创新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产、热作国家级科学院的科研、实验设施，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水平。建设好农业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重大科学工程，整合科技力量，开展功能基因的分析鉴定、有利基因的分离克隆、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建成全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基础平台。启动航天育种工程，对利用航天技术育成的小麦、水稻和蔬菜等新品种、新品系进行扩大试验、示范与推广。加强农业种质资源库圃、基础数据监测台站及信息处理基础平台建设，增强农业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和服务的能力。加强农业生产一线的科研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对当地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地市级农科所。

　　加强农业重点实验室建设。从各类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中，选择一批符合条件的重点学科和实验室予以支持，改善科研手段，提高装备水平，在全国逐步建成若干个农业高技术、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基地，推动农业科研实现重大突破，在动植物遗传育种、动植物营养与生理、动植物保护和病虫害控制、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生物工程与信息技术等领域尽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利用种子工程加速农作物改良中心、分中心建设。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要求，根据育种研究基础，在优势产区重点建设柑橘、苹果、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改良中心、分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完善功能，促进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业带建设。进一步加强农作物原原种及原种场、良种快繁基地建设，提高大宗农产品和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八、加大农业科技执法力度，促进和保护科技创新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与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各地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明确管理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健全执法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保障《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

　　加快构建技术执法支撑体系，认定和建设一批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评价、转基因农产品食用安全和转基因产品检验三类技术执法机构。建设国家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检定中心。

　　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按照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管理、临时措施管理和标识审查认可的程序，严把申请、受理、审查和审批四道关口，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组织开展全国执法大检查，严格查处在转基因品种审定、农用生产资料登记、生产和经营中的违规行为。正确引导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宣传、生产和消费，做好标识审查认可与监督实施工作。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推动植物育种持续创新和种子产业化的根本动力，是增加育种科研投入、规范种子市场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保护品种权的意识。建立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体系，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要落实机构、人员和经费，加强人员培训，保障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实施。

　　要加强和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审查技术体系和执法体系，启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分中心建设，认定一批植物新品种快速检测服务机构和品种权代理机构。积极引导和推动科研、教学和企业单位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将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纳入农业科技管理的全过程，为育种创新和种子产业化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九、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推进农业科研机构体制改革，要重点抓好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学科重组、机制转换和队伍建设。强化中上游科研工作，加强农科教、产学研结合。重大应用技术研究要建立“课题来源于生产、成果由市场检验”的科研立项和成果评价机制，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效率。推动一批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制为科技型企业，促使农业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按照转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转为科技型企业、转为农业事业单位和进入大学4种类型，全面推动农业部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分类改革。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要建成国家农业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地，为科教兴农提供重大技术成果和科技储备。科研机构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后，要建立起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基础、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着力解决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应用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问题，在发展农业科技产业化、推动科教兴农中发挥中坚作用。转为农业事业单位的机构要重新定位，面向市场、面向农民，积极开展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培训和科技服务，积极为科教兴农做贡献。

　　地方农业科研院所要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根据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和科研机构的实际，加快分类改革步伐，发挥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为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改革和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根据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推进政府所属农技推广机构改革，发展多元化的农技服务组织，创新农技推广体制和机制。政府所属农技推广机构要切实承担好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和行政管理，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动植物病虫害及灾情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包括动物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疫，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农民公共培训教育等公益性职能；逐步将农资供应以及产后加工、运销等经营性服务分离出去，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对于动植物良种繁育、技术咨询等一般性推广服务，要通过扶持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场等试点，逐步探索其职能定位和改革方向。要发挥政府农技推广队伍的骨干作用，大力培育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农技服务组织，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互动发展、互为补充的农技推广新格局。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之间的联合，推动跨地区、跨专业推广机构的横向协作，拓宽科技下乡的渠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科教兴农工作的领导，把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地要加强对科教兴农工作的统筹规划，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计划、项目，整合各类科教资源，提高投资效率。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和鼓励广大农业科技人员进入科教兴农的主战场，促进科教兴农工作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