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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理学——司法改革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学科
韦群林

一、司法管理——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

当1997年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表其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时，“司法管理”还是一个在我国法律文献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汇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特别是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活动的深入，直接涉及司法管理的文字不仅在公共管理学、司法制度的书刊当中，而且，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当中也频频亮相，并出现了以“司法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招生[2] 。另外，如果从司法管理的内容——在和平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前提下，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的，以实现相应的司法目标组织活动或过程——入手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汗牛充栋的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文献，因其直接探讨或间接涉及司法权的宏观配置、法院组织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财政管理、诉讼运行管理等司法权从宏观配置到微观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而实质上也可以示为司法管理的内容。笔者用关键词“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在网站上搜索，找到的网页就分别达32,132个及3,347个之多 [3]。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跨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并无多少共同之处。那是一场建立在对“旧司法人员”的否定估计基础上，通过彻底整顿司法机关、严厉制裁旧司法人员、狠批“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这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让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法院等手段，实现了党真正接管司法机关的目标，但刑讯逼供、错判错杀、积案如山的严重问题也随之而来[4] 。从此，司法机关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司法机关丧失了作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品质，司法官员也不是司法官员，审判活动也就不是合格的审判活动，司法正义更成了天方夜谈，如此，司法权的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有功能难以发挥。可见违反司法基本特征和规律而进行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性不仅被后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当中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荡然无存、直至司法机关、司法官员本身都自身难保所证明，其负面影响虽经努力改革、反正但终有沉淀而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时代的到来，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话语的被广泛接受，依附于政治、屈从于行政、困囿于地方、偏轨于独立、背离于公正、失信于民众的司法权的低效、劣质运行，已经明显与世情相背、与现实脱节。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司法为民等新的理念和背景，也为按照司法权本身运行规律和特征构建司法组织并对组织内、外活动进行改革和管理，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提供了外部的可能和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宪法诉讼”、“司法审查”、“改善当对司法的领导”、“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法官专业化”、“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禁止自证其罪”、“权力制约”甚至“三权分立”、“政党违宪责任”等等，已经是实务界、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或至少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对内精化与对外张扬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在理论界的摇旗呐喊与实物界的积极应对中、在高层领导的关心和基层民众的关注下，继续向纵深展开。
在经历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以后，如何构建科学而理性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权的有效而经济的运行、落实司法公证与效率，从而最终保障公平与正义，成了司法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司法管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最终必然导致体现司法权本身规律和特征的优质司法制度的建立，而科学的司法管理正是保障这种优质司法制度产生及有效运行的必然产物。

二、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司法管理的特有模式

1、不同的国情决定不同的司法管理的关注点

按照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Glick）的界定，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5] 。这当然是着眼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运行实际情况和具体模式、注重于微观层次的法院管理而得出的结论，对司法权如何在国家宏观权力层面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司法权独立、公正、有效运行这一宏观司法管理的目标问题似乎并未考虑。实际上的司法管理内容要比上述两个方面要广泛的多，至少在中国如此。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及法庭性质方面，就将有关一切政体构成有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个要素[6] ，后在孟德斯鸠的力著《论法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理念，提出了独立的司法权概念，为其后“司法独立”的观念与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也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经托马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的探索和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实践，从18世纪开始，西欧、美国逐渐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影响到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7] ，使得司法权在国家权力当中合理有效配置、以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这一宏观司法管理问题显得可以不加考虑或不必考虑。
而中国反对三权分立、按照巴黎公社的实践，信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崇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司法权同样可以牵制、审查议会、政党权力的西方政治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革命成功前夕，通过《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砸烂了旧法统，也砸烂了党和人民对司法应有功能的基本信仰，制度空虚之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旗号的苏联维辛斯基的“法律工具论”的所谓苏联法学趁虚而入，司法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流毒侵蚀着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法院、法官要超然于政治、超脱于政党、独立于行政、解脱于地方，完全是强人所难的之事，“政党司法”、“政策司法”、甚至于“地方的司法”、“行政的司法”也就成了必然。从而要在政治制度和宪法曾面上实现司法权在国家宏观权利体系当中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对政党、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完成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期和宏观准备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也是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建设的深层次的系统工程，更是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了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司法完全可以审查政党的合宪性、立法的合宪性、行政的合宪合法性，以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来保障司法的公正，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国家，则并不是、也不该是司法管理太过关注的对象。

2、中国司法管理的基本模式：宏观司法管理和微观司法管理动态并重及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刻而不是肤浅、扎实而不是虚假、权变而不是僵化地理解“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与精髓，构建我国司法管理的模式。
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紧扣司法权的本质及其运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立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现状，从司法权配置的本原上进行改革，从而先保证满足司法独立、中立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研究在一个有能力独立、中立的司法权体系当中，如何进行组织构建、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弘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主题，“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管理[8] 等等微观司法管理问题。
在宏、微观司法管理的比重上，随着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应减少前者、加大后者。换言之，应以问题为中心，动态、合理调整两者的合理比重。

三、司法管理学研究课题刍议

司法管理关注的领域广泛而深刻，进行列举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用心而认真的描述，哪怕显得很不成熟，总会有助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化。
按照笔者粗浅的管见，中国特色的司法管理学似乎不能忽视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
2、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
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与层次。
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
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
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
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
6、司法财务、行政管理。
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
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关于这方面，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

四、结束语

从砸烂司法到恢复司法，仅仅是开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在表面上没有将其砸烂。问题的关键是让司法成为司法，让其真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权，发挥社会矛盾“减压阀”、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的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的婢女、党派的工具、行政的附庸、地方的保镖、民怨的激素（出现具体的纠纷一般不会导致动乱，但纠纷总体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解决、让民众只好于草莽之间寻求“正义”，却往往会嬗变为社会动乱）和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所。正是对司法权运行现状的不满，正是这种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才在20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司法改革”，并在全社会各阶层澎湃地发散着激情和希望。但激情的司法改革如果最终不收敛于制度化建设的司法管理，则其当初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至少是难以有效率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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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群林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8弄20号204室 13917514808 rinoceros@163.com
上海市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南京理工大学司法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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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广东省河源市人民政府


河府〔2005〕135号



印发河源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源城区、东源县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河源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河源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规划区内设置户外广告的管理。

　　第三条 户外广告设置分为户外商业广告设置和户外招牌广告设置。

　　本办法所称的户外商业广告设置，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的广告设施。

　　本办法所称招牌广告设置，是指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其经营或办公场所或建（构）筑物控制范围内，设置与其注册登记名称相符的标牌、匾额、指示牌等广告设置。用于表明建筑物名称的属于招牌，其它设于楼顶的非建（构）筑物名称的属于广告范畴，纳入户外商业广告设置管理。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和管理。

　　设计、制作和安装户外广告应当符合有关的技术、质量、安全标准，不得粗制滥造，符合市容环境管理要求。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内容的登记和管理。

　　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大型户外广告是指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和灯饰材料制作，设置在户外，用以广告宣传发布的临时构筑物，包括立柱式、悬空式、靠墙式、龙门架式、屋顶广告等。

　　第六条 设置户外广告与城市建筑功能、城市景点、城市景观相适应，合理布局，规范设置。

　　第七条 依法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害。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商业广告：

　　（一）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设施、消防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二）损害市容市貌或建筑物形象的；

　　（三）破坏城市道路或人行道、城市绿化带等市政公共设施的；

　　（四）妨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

　　（五）在学校、医院及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地带设置的。

　　第九条 凡占用城市空间资源，在城市公用设施设置大型户外商业广告的，经市城市管理局审定后，使用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进行招租竞投。户外广告设置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超过审批使用期限，必须重新招租、竞投。

　　第十条 招租、竞投户外商业广告位设置使用权，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十一条 大型立柱式、龙门架式户外商业广告的设置，应当由市城市管理进行现场定点定位，会同财政部门组织招租确定广告位出让使用权。

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大型户外商业广告位设置使用权招租、竞投所得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财政专户。

　　凡利用他人所有的场地、建（构）筑物设置户外广告的，户外广告经营者应征得场地、建（构）筑物的产权人同意后，方可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三条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确定大型户外广告设置使用权招租、竞投事务，包括组织编制招租、竞投交易文件、拟定标底价和履约保证金数额、与中标人签订大型户外商业广告设置使用权合同、收取使用权交易价款、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等。

　　第十四条 凡依法成立的市场主体，有户外广告发布权的广告经营单位，都可以参加大型户外商业广告位设置使用权的竞标，广告设置使用权可以进行转让，但必须到市城市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产权人利用自有场地、设施、建（构）筑物为本单位作大型广告宣传的，其户外商业广告位设置使用权不实行招租挂牌交易，但广告商应持有关资料向市城市管理局提出申请，市城市管理局应当按照行政管理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第十六条 取得大型户外商业广告设置使用权的，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施工图、结构图、实景效果图，报市城市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施工。

　　第十七条 大型户外商业广告设施竣工后，由该业主组织有关部门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报市城市管理局备案，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广告发布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在大型户外商业广告设置使用权使用期限内，户外商业广告内容或图案变更而设置地点不变的，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本办法发布前在公共场地已设置的大型户外商业广告，批准期满后，其户外商业广告位使用权一律依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公开招租竞投。

　　第二十条 大型户外商业广告设置不得空置，使用权拥有人在取得设置使用权后，未能及时发布广告的应以公益广告覆盖。

　　第二十一条 户外商业广告使用的汉字、字母和符号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招牌的设置应当安全、规范、整齐、美观、符合地区功能要求，与周围建筑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三条 招牌内容只限于宣传本单位的名称、电话、标识。

　　第二十四条 重要地区和重要路段招牌的设置应按统一设计标准设置。

　　第二十五条 招牌应成为建筑物立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得破坏建筑立面，保持形式、色彩、材料、质感等方面的完整性。

　　第二十六条 在建筑物外墙设置招牌的，其牌面的高度不得超过屋顶高度。不得在建筑物裙楼以外的窗间墙上设置招牌广告。

　　第二十七条 招牌设置者应当加强对招牌的日常维护管理。招牌破损、脱色、字体残缺、灯光显示不完整等影响市容市貌、危及安全的，应及时维修、加固或翻新。

　　第二十八条 户外广告招牌属临时性构筑物，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拆除该户外广告招牌的，设置人应无条件服从并自行拆除。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行拆除，拆除费用由设置设施的所有者承担。

　　（一）转让户外广告设置权未到市城市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

　　（二）不及时更换被污染、损坏、有碍市容市貌观瞻的户外广告；

　　（三）违反户外广告设置规划设置的；

　　（四）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擅自更改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方案的；

　　（五）户外广告设置权期满后，不办理续期手续又不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

　　第三十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未及时维护、更新户外广告设施，致使发生户外广告设施倒塌、坠落等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拒绝、阻碍有关行政管理人员执行拆除户外广告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户外广告设置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