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发《汇兑业务统计申报操作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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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柬埔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全文）



2012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一、应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12年3月30日至4月2日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分别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参议院主席谢辛亲王、国会主席韩桑林亲王和首相洪森亲王。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二、双方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中方对柬埔寨人民在西哈莫尼国王和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领导下，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拓展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柬方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相信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三、双方一致认为，自1958年7月19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柬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全面推进，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柬关系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双方认为，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中柬两国深化战略互信，密切务实合作，不断丰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四、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全面扩大和深化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加紧制定落实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并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

　　(一)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的良好传统，两国领导人将继续通过双边互访、多边场合会晤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经常性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加强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柬友好合作关系的正确方向。

　　(二)充分肯定党际交流合作对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意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和两国执政党交流合作备忘录，保持两党领导人互访，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交流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三)从战略高度重视和深化中柬经贸合作，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规模、质量和水平。

　　第一，结合各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对双方务实合作的统筹规划，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双方一致同意，2017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50亿美元，在现有的25亿美元基础上实现翻一番。

　　第二，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现有经贸合作项目。中方愿继续为柬埔寨国家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支持柬埔寨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探索新型合作模式，采取多种形式增进合作效益。中方积极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农业、工业、旅游和合作区建设等重点领域与柬方加强合作。

　　第四，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

　　(四)深化两军合作，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各层级人员往来，密切开展军事训练、人员培训、院校建设、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

　　(五)进一步深化两国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加强执法部门高层互访和业务团组交流，推进在打击跨国拐卖人口犯罪和电信诈骗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禁毒、执法能力建设领域以及在案件协查等方面的高效、务实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做贡献。

　　(六)充分发挥各领域对口合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传媒、体育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双方决定，将2013年中柬建交55周年确定为“中柬友好年”，共同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扩大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加强青少年友好交往，培养中柬友好接班人，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使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七)柬方重申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继续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方对柬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高度赞赏。

　　(八)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等多边论坛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五、中方支持柬方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东亚合作所做努力。双方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密切合作，坚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支持将发展作为区域合作的主题，共同推动东亚合作健康发展，为维护地区稳定、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六、双方愿密切配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年来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互联互通、社会文化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七、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相关机制继续坚持东盟主导、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照顾各方舒适度等行之有效的原则，深化“建立信任措施”(CBM)，重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双方重申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共同努力，推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尽早生效。

　　八、双方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应继续遵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宗旨和精神，充分发挥《指针》等现有各机制的作用，推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办好年内举办的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研讨会。大力推进南海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使南海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九、双方一致认为，胡锦涛主席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胡锦涛主席对西哈莫尼国王以及柬埔寨政府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所给予的隆重、热情和友好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邀请西哈莫尼国王方便时再次访华，西哈莫尼国王对此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二0一二年四月二日于金边




　　近年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的快速发展，给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国修订、立法活动频繁。总体来看，表现为三大类型：

　　一是对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统一立法进行修订。主要代表是欧盟。欧盟1995年制定了《关于个人数据处理保护与自由流动指令（95/46/EC）》（简称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该指令是欧盟区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立法。欧盟各成员国依据该指令，分别出台了本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然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使得指令的主要原则及制度适用变得非常不确定，并导致欧盟各成员国对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理解与执行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2012年1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有关“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立法建议》（简称《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草案），对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着手进行全面修订。

　　二是在已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下，积极制定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2012年6月25日，法国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发布《云计算数据保护指南》，对云计算服务协议应当包含的因素和云计算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建议。2012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网络世界中的消费者数据隐私报告》，该报告提出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保护隐私和促进创新的基本架构，并致力于推动《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的出台。同年6月，美国电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要出台手持移动设备的数据保护执行准则。

　　三是继续完善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体系。2011年3月29日，韩国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废除了1999年《公共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新法适用范围涵盖公共与私人部门管理的所有个人数据信息。新加坡则在现有的公共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于2012年10月继续补充出台了针对私营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最新立法趋势

　　（一）信息主体的权利不断强化

　　近年来，已经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国家或地区，正在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对法律中原有的信息主体权利进行补充、扩展和完善，加强个人对其自身信息的控制和保护能力。

　　韩国2012年修订后的《信息通信网络的促进利用与信息保护法》增加了信息主体的遗忘权。该法要求：用户在一定期间未使用信息与通信服务的，服务提供商应完全删除其所使用的个人信息。欧盟《数据保护框架法规》增加了信息主体的“信息可携权”，即用户可以将个人信息从一个信息控制者处转移到另一信息控制者，信息控制者无权干涉信息主体的此项权利。信息可携权的出现不仅强化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管理、控制，更有利于用户充分实现对信息服务的选择权。

　　（二）信息控制者的责任更加明晰

　　在大力发展云计算业务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一步明确了信息控制者及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明确了负有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服务提供商范围。欧盟委员会《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要求：在信息安全和保护责任上，即使未与信息主体本人订立合同，只要实际处理了个人信息，信息控制者或处理者就有义务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这一规定将云服务提供商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

　　第二，要求服务提供商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专职岗位，在组织机构上加强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责任。韩国新修订的《信息通信网络的促进利用与信息保护法》增设“信息与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任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担任首席隐私官员”，以加强企业内部对用户数据的管理。

　　第三，增加了服务提供商对侵权行为的通知义务，便于用户采取预防和减损措施。欧盟《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草案中引入了“侵权通知义务”，即：当服务提供商发现其所掌握和控制的个人信息遭受丢失、攻击、泄漏等侵害行为时，应当通知信息主体本人和相关的数据保护机构。韩国立法也增加了类似要求。

　　（三）位置信息纳入立法保护视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个人位置信息的不当收集与滥用问题逐步凸显。苹果、谷歌等公司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收集用户位置信息，用于建设其智能手机定位数据库，在很多国家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展了专门立法进行规范。2011年11月，日本总务省对《电信业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第26条“位置信息”进行了修订。新法对个人位置信息的收集、使用、提供给第三方的情形作出了详细规定。

　　启示

　　（一）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已成为国际共识。

　　从近年来持续升温的立法活动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性得到不断提升。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需要，更是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保证本国信息自由流动，促进信息化发展，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需要。在此形势下，各国不仅出台国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个人信息保护与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2012年12月28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作为一部非常原则的法律文件，其主要意义在于国家以法律形式宣示对个人信息提供法律保护，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还有赖于各行业、各部门针对实际情况制定。

　　（二）科学平衡保护个人权利与促进业务创新之间的矛盾

　　当前，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核心命题：一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在提高了信息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风险；二是互联网创新对用户个人信息高度依赖，业务创新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矛盾日趋紧张；三是云计算分布式存储等新技术特征，使得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确立的信息主体的权利难以实现；四是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各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正是围绕上述挑战与问题积极探求法律解决路径。

　　互联网新技术与业务的繁荣并不能以牺牲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为代价，但如果对个人信息保护实施过于烦琐和严厉的行政管理及法律干预，也会使互联网企业不堪重负，阻碍技术创新。

　　（作者单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