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薪，我们还需要什么/唐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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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俊就任最高法院院长：万事开头难

李飞

2008年3月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王胜俊同志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现年62岁，安徽宿州人，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早年曾当过工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一九八三年，三十七岁的王胜俊在改革开放后的干部年轻化浪潮中，从一位基层的宣传科长，直升为副厅级的地委副书记，不到一年，又升任副部级的安徽省委常委，执掌安徽省委政法委和省公安厅八年。一九九三年王胜俊调任北京，在中央政法委机关任职十五年，历任中央政委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及中央综治委副主任等职务，辅助过任建新、罗干、周永康三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此番王胜俊在临近退休之际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反映了中央对他多年从事政法工作的肯定。

政法委秘书长负责协调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国家安全等部门，从事中央政法委的具体工作，位置重要。但作为资深政法官员的王胜俊一直相对低调，很少在公众视野露面。在本次全国两会之中，王胜俊几乎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而前任院长肖扬却是个表面威严的性情中人，既沉稳而又敢于创新；既严肃而又不乏爽朗。肖扬在上任时，正值党的十五大（1997年）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战略任务，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有专业背景的最高院院长，在上任之初即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推动司法改革最有力的力量。其后，肖扬果然不负众望，为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推出了两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不同阶段的目标、原则和任务。可以说，肖扬主持法院工作的十年，是司法改革大刀阔斧的十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所取得的成绩虽然是初步的，但确实是显著的）。正说他在本次工作报告中所称：“比较****地完成了中央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9项改革任务，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50项改革项目也基本完成。”媒体评价他是 “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

前十年的司法改革是在党中央“稳步推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十年的司法改革由浅入深地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改革举措大多还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推进，需要随着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司法体制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党中央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这种形势下，在现有的司法改革成果上坐享其成、按部就班显然是不行的，任何继任者的工作重点和中心都应在“深化”二字上下功夫，如何“深化”，是否“深化”都将是评价其业绩的重要标杆。

2008年，是贯彻十七大“深化”改革方针的头一年，正所谓“万事开头难”。这个“深化”之头该怎么开呢？这应该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央政法委正按照十七大精神全面部署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工作。所谓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分为横向纵向两个层面，前者指需合理配置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以确保司法机关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后者则是指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各级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指导关系和监督关系。另外，今年的“两高”报告中，最高院和最高检均将优化职权配置列为2008年的重点工作，这也将成为王胜俊上任后的工作重心所在。法院系统内部的职权配置将着力于解决各级法院之间的垂直关系，期望将省级高院从繁琐的案件中相对独立出来专注于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因此，“优化职权配置”是2008年开头之既定要务。

可见，关键在于如何开好这个头？我们无法得知低调的王胜俊对此问题的信心如何。记得在十七大之后，王胜俊曾在《法制日报》上发表名为《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公民权利救助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落实司法保障，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该文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司法改革，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光有政治素质只能保证方向不会错，如果缺乏法律素养却难以保证做得好。也不能绝对化，因为作为领导专业方面欠缺其实也不足为惧，只要具备相当领导才能，知人善用，专业问题交由专业人员解决，也能保证任务的达成。

另外，文中还指出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重点解决好政治立场、法治意识和群众观念问题，确保政法队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司法公正。”这种过于口号似的决心，不如肖扬的话来得直接和有魄力，肖扬曾就队伍建设问题说过：“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不能当法官。”“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毕竟，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是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各种程序里最后一个救济途径，事关社会稳定，司法腐败问题始终是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举措，那么在其他方面再多的司法改革成果也将被司法腐败问题冲淡和侵蚀。

王胜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司法改革将如何“深化”，在贯彻十七大“深化”改革方针的头一年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想：有压力就有动力，司法改革十年的成果为前进打下了基础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深化司法改革是时代的进一步要求，我相信中国的司法改革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转载请保留作者如下信息：
李飞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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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不能”与“事实之不能”

在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是很重要的一章，它主要包括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四个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对此所述颇详，只是对犯罪未遂目下的“不能犯未遂”多有缺如，而不能犯未遂无论其在是理论上的重要性、趣味性还是实践中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都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拟就此话题作些讨论，以期大家指正。
本专科层次的教科书甚少言及“不能犯未遂”，有的干脆只字不提。赵秉志主编〈刑法学•刑法总论〉（以下简称“总论”）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其中提到不能犯未遂，虽然篇幅只占全部34万字中的600余字，但已算是较多了，《总论》称：
不能犯未遂，是指因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
到既遂的情况。不能犯未遂这种未遂类型里主要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工具不能犯未遂
和对象不能犯未遂两种。所谓工具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
按其客观性质不能实现行为人犯罪意图、不能构成既遂的犯罪工具，以致犯罪未
遂。例如，误把白糖等无毒物当作砒霜等有毒物去毒杀人，误把空枪、坏枪臭
弹去射杀人等。所谓对象不能犯未遂，是指由于行为人错误认识，使得犯罪行
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在行为时不在犯罪行为的有效作用范围内，或者具有某种属
性，而使得犯罪不能既遂，只能未遂。例如，误认尸体为活人而开枪射杀、砍
杀；误认空包内有钱财而扒窃；误认为被害人在卧室而隔窗枪击；误认男子为女
子而着手实行强奸行为，等等。

《总论》在此给了我们相对较为明确的关于不能犯未遂的定义，就学生考试而言，应该是够了，但无论如何，老师总可以在课堂上把问题弄得稍微复杂一些，以致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美国著名辩护律师德萧维奇就是这么做的。
1970年代以前的美国刑法，一般将不能犯未遂理解为“不能”，而“不能”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法律的不能”和“事实的不能”，并且在大量的既存判例之后确认，只有“法律的不能”可以成为抗辩的理由，而“事实的不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然而这种区别，即使是极有造诣的专家和卓有成效的律师也是颇多疑问的。笔者在此仅以举例的方式对这两个概念作近似的描述。
法律之不能：
爱尔顿女士赴法国旅行，购得高级香水“蕾丝”若干，出关时想逃税，不幸被警察查获，女士也承认有罪。然而意外发生了，经调查，爱尔顿所购“蕾丝”是假的。而假货是不必上税的。
约州街头几乎每天都有外国游客只付很少的钱就买到一块他人“偷来的”劳力士手表，但那手表实际上却是街头烂仔用来炕人的，那不是劳力士。那么该游客有罪吗？他购买时是确信那就是劳力士的。
某猎人在禁猎期间狩猎，射杀一头糜鹿，他不知道他射杀的不是鹿，而是当局制作的“鹿偶”——那是在无用的鹿皮下塞了些稻草而已，那么这猎人也构成“未遂”吗？毕竟他以为自己是射杀了一头真的鹿。
有人为打赢官司，企图贿赂陪审员，可这位马大哈行贿的对象竟然不是陪审员，那么，此人是犯下了“行贿未遂”罪吗？
事实之不能：
有人朝屋内显然是床铺的位置开枪，那是他的目标每天此时睡觉的地方，但他开枪时，完全是偶然的因素，目标正巧去了别处，是没有回家或正在厕所什么的，反正是他逃过此劫，因为他不在床上。
有人欲与一女子做爱，他相信该女子是活着的并且一定不会同意跟他做爱……但事实上该女子在此次性交行为之前，已经因为不相干的原因死去了。在任何国家的刑法里，尸体都不是强奸罪的犯罪对象。那么该男子是否构成强奸未遂罪呢？
有人与一位16岁的女子发生性交行为，可是他在性交之前确信该女子尚不满14岁（由于女性身体的个别差异极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此也同样构成奸淫幼女未遂罪吗？
有人用自制土枪枪击他人，这本来是把制作很不错的手枪，也确曾杀过较大型的动物，可是他在射杀他人时，枪机坏了，并且子弹也有点潮湿，反正他终于没能伤着别人。此同（1）大同小异，差别仅在于（1）是犯罪对象出了意外，而这里是犯罪工具的问题。
一般而言，权威人士的观点认为，爱尔顿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她企图进行的是“法律上不能”的行为，她不可能在一件不必课税的物品上“逃税”。同理，旅游者买下假的劳力手表，猎鹿人射击杀“鹿偶”和向不是陪审员的人行贿的那位均不能构成“犯罪未遂”。但是，向床铺开枪的杀人者，枪击他人时因为工具的缘故而未能得逞者，以及无意间强奸了己经死去的女士的和确信其未满14岁而仍与她发生性交行为的人，将无例外的一概被判“未遂”，他们只是“事实上不能”达到既遂，即他们是有罪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例举中，我们大致能看出“法律之不能”与“事实之不能”的区别所在，但请注意，这仍然是靠不住的，由于美国实行的是抗辩式庭审制，控方和辩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完全平等，法官则并不参预质询、举证，也不能主导辩论，他只是一位纯粹的仲裁人，因此对控辩双方而言，某一事件究竟是“法律之不能”还是“事实之不能”将会直接决定诉讼的成败。两者的区别在此显得尤其重要，而区别的关键，在于“到底行为人的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是决定他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标准，以及是否故意进行犯罪的倾向”（德萧维奇《最好的辩护》P147），但是，这个“关键”虽然对诉讼是这么重要但还是不能被明确划分，至少它在逻辑上颇有点问题。既然猎人在禁猎期狩猎时因为射击对象是“鹿偶”而被判定为这是在法律上不可能的行为，从而无罪，而射击了空床或一床烂被子却只是事实上的不能——即你不能向没人的地方开枪而杀了人，但在法律上倒是“可能”的？好象这里只是“鹿偶”和“人偶”的差别，那么，也许我们会问，假如被子底下塞个“鹿偶”呢，是否谋杀者会因此变成“法律之不能”从而被无罪开释？如果谋杀者是因为他心里确实想的是谋杀而构成“谋杀未遂”罪的，那么我们同样会问，“难道爱尔顿女士不是确信她买的蕾丝是真的吗，难道她不也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逃税的吗？
这的确太困难了，德萧维奇似乎也把握不住，他以侦探小说《空屋历险记》中的故事为例，似欲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位人尽皆知的伟大的福尔莫斯先生，好象也跟他有着相同的疑虑。
福尔莫斯为了捕获那个最危险的敌人莫尔，请人做了一个与他真人一样大小
的蜡像，把它放在自己常出现的窗口，并不时地让它晃动，以造成是福尔莫斯本
人的假象。福尔莫斯的聪明比照出莫尔的愚蠢，他上钩了。莫尔在街对面用高精
度的来福枪把“福尔莫斯”的脑袋打开了花，当然，埋伏着的警官将他当场逮住，
莫尔不得不承认犯了杀人罪。
莫尔被带走了，但福尔莫斯向警官问道，“探长先生，你们将以何种罪名起诉
莫尔呢？”

警官不是理论家，他不会有片刻的迟疑。也许在他看来，猎人或爱尔顿女士的行为，最终被无罪开释是可以接受的，但莫尔的行为绝对属于“事实之不能”，探长先生脱囗而出：
“当然是以谋杀福尔莫斯未遂的罪名起诉他啊。”
伟大的福尔莫斯沉思良久，表示他不能同意，他建议探长找出莫尔与其他未侦破的杀人案之间的关系，他最好是以谋杀别的什么人的罪名被起诉。福尔莫斯的刑法理论也许跟德萧维奇的相似，即人不能因为谋杀另一个不可能被谋杀的“人”而犯下“谋杀未遂罪”。
类似的案例在我国其实也有很多，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遇到的情况之一。
案例一： 利用巫术杀人案（薛瑞麟主编《刑法教学案例》第89）
被告人：某甲,女，42岁，某村村民。
某甲和某乙系同一村的村民，因小事发生争吵，某甲便对某乙怀恨在心，想
尽一切办法意图报复。某甲经询问巫师掌握了一种通过所谓巫术“杀伤他人”的
办法。她便自做了一个布人，当作某乙的儿子，按照巫师传授的“法术”，在每天
中午12时，囗中一边说着诅咒某乙儿子的话，一边用针往布人身上扎，意图通过
这种方法杀害某乙的儿子，以达到其报复某乙的目的。不久某乙的儿子因交通事
故受重伤，医治无效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