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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若干规定（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4次会议通过）


　　为提高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服判率和自动履行率，促进案结事了，强化法官承办案件的责任意识，规范我省法院判后答疑释理工作，完善申诉接访制度，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判后答疑的适用对象为不服本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于裁判文书生效后半年之内首次来院申诉的案件当事人。
　　第二条 判后答疑的接访法官一般为案件原承办法官，立案庭信访工作人员协助接访，书记员负责记录。当事人明确拒绝原承办法官接待的，应由庭长或庭长指定人员接待。
　　第三条 立案庭信访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的来访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判后答疑条件的，应当立即联系相关审判庭负责人安排答疑。
　　第四条 相关审判庭应积极配合，及时确定法官进行答疑。如无法安排当即答疑的，应通知立案庭，由信访工作人员向来访人说明情况并留下申诉材料，告知来访人将为其安排预约答疑。
　　第五条 对安排预约答疑的，立案庭信访工作人员应填写《判后答疑预约接访函》，将该函与来访材料一并转交相关审判庭。
　　相关审判庭在接到立案庭转交的材料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确定答疑的法官、日期和地点，答疑日期一般应安排在来访后十个工作日内。并将填好的《判后答疑预约接访函（回执）》于答疑日七天前交回立案庭，立案庭信访工作人员应及时通知来访人。
　　第六条 答疑法官应当针对来访人提出的问题，分别就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裁判主文的含义及程序等进行答疑，并填妥接访表格；书记员应将答疑情况制作成笔录，接访表格及笔录原件由有关审判庭保管，复印件及其他来访材料交立案庭备案。
　　第七条 答疑法官接访答疑后，如认为来访人申诉无理的，应提出进一步做好息诉工作的建议；认为申诉有理的，应对来访人的申诉请求、理由作出分析，并可同时提出立案复查建议。上述建议、意见均应记载在接访表格中。
　　第八条 当事人接受答疑后再次来访的，除涉及新情况需要原承办合议庭接待外，由立案庭负责接访。
　　第九条 立案庭、审监庭、行政庭等部门所办理的申诉复查案件作出驳回申诉、申请再审通知后，当事人继续来访，由原复查案件承办人负责答疑释理工作，处理程序参照上述答疑规定。
　　第十条 法官在送达裁判文书时，当事人对裁判提出疑问的，亦应做好答疑释理工作。
　　第十一条 判后答疑是审判工作的重要方面，立案庭要建立答疑情况通报制度，审判庭应将其纳入审判质量管理考评范围，政工部门应将其作为晋职晋级的考核内容。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本院”是指受理申诉信访的有关法院。
　　第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各级人民法院，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政府采购“国货”的法律缺位

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03日 09:14
发表时间：2005年06月03日
作者：谷辽海

　　2004年11月，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产品案遭致强烈谴责。最终“微软”无奈出局，持续了十余天的采购微软产品风波最后以各大国产软件商的“胜诉”而告终。之前，也有同样的事件即河北省政府采购“思科”产品案，类似的“保护国货”事件还有许多。这些案件虽然都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给“国货”争取到了政府采购的机会，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和深思的法律问题。

　　《政府采购法》对“国货”的无奈

　　“国货”一词的法律根据源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规定，即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为什么要采购“国货”呢？因为政府采购中采购资金主要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按照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政府采购的商业机会应该公平地给予每一个纳税人，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实现这种权利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支持国内企业发展。政府采购作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表现方式之一，能够封闭政府采购市场，保护民族工业，利用政府采购手段扶持国内中小企业迅速发展。这也是国际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在签署ＷＴＯ的《政府采购协议》之前，我国完全可以将政府采购的全部商机给予国内供应商。故“微软”事件发生后，各大媒体记者、各大相关行业的供应商、高新技术的权威专家、有关的政府官员、知名的法学专家等纷纷公开谴责北京市政府采购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规定。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呼吁，要保护民族工业，采购“国货”，扶持我国的软件产业。

　　然而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法》是无法对“国货”进行有效保护的。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虽有体现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也赋予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且这种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和任何的约束，以至于我国《政府采购法》中保护民族工业的法律规定徒有其名。因而，北京市政府采购微软产品案很难说是违反了保护“国货”的法律规定。

　　采购主体并不受约束和限制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二）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的；（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前款所称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界定，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我们从这一条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是我国政府采购主体所应该遵循的义务性法律规范。但是，这一法律规范存在着三种除外情形，法律没有对“合理的商业条件”进行字面解释，也没有进行例举性的立法解释。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采购主体都可以援用这一除外法律规定来抗辩义务性的法律规范内容。当然，北京市的政府采购行为也不会例外。实践中，对于采购“国货”的其余两种例外情形不存在任何争议。自政府采购法实施两年多来，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论是否存在采购“国货”的除外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律都无法对民族工业进行任何有效的保护。虽然采购“国货”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但采购主体违反这一法律规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们找遍《政府采购法》第八章法律责任这一章节中的所有内容，都没有任何规定。也就是说，即使采购人违法，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责任法定原则，采购人完全可以逍遥“法”外。

　　如何界定政府采购对象中的“国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背景下，众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进入中国的各大竞争市场，入驻我国的各大城市，注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法人，构成中国的纳税人之一，向中国的消费者包括公共消费市场提供货物、工程和服务，即“国货”。从近两年的数据资料来看，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企业进入中国。这样一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排除他们进入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呢？

　　比如引人注目的微软公司，2003年就在北京注入2500万美元，成立了微软中国技术中心，提供最先进的软硬件设施，研发自己的网络产品，提供相应的服务。由此，微软中国技术中心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网络工程，如果作为政府采购对象，那么究竟是属于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呢？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微软”以及其它类似的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注册公司，产品也是在国内生产的，所以属于“国货”的观点，应该说是成立的。

　　保护“国货”与“不得排挤合格供应商”的冲突

　　供应商是政府采购当事人之一，是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政府采购法》所称供应商的各类主体是指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从法律所规范的内容来看，只要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所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可以成为我国政府采购客体。《政府采购法》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显然，保护“国货”与不得排挤合格供应商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前者尚未有任何法定的确定标准和依据，也无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后者有义务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者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不论是土著的中国公司，还是从境外移植的中国公司，只要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那么其法律地位均系完全平等的，不应该存在着任何法律上或人为上的差异。否则，我们就违反了政府采购法所倡导的不得歧视供应商的强制性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政府采购法保护“国货”的规定，由于立法本身存在技术问题，仅仅靠出台行政规章是无法弥补法律缺陷的。有关部门应尽快修改、完善《政府采购法》所存在的众多缺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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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