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真查办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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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立窑水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立窑水泥企业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企业领导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和“为用户服务”的思想，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运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新技术，提高企业素质，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把管理、技术和其他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切实做到“事先控制、层层把关”。确保原燃材料
、半成品、成品都符合技术标准。
第三条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水泥国家标准》和《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不合格水泥或废品水泥出厂，属重大质量事故，对重大质量事故必须严肃处理，要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富裕强度不合格，属未遂质量事故，企业要及时查明原因。
第四条 为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企业要按本规程的规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制度和各级质量责任制。企业的产品质量首先由厂长负责，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必须体现“质量第一”的方针，要与工作质量、产品质量挂构，使质量具有否决权。各级建材行业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检验机
构要加强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执行本规程的规定。

第二章 质量管理机构
第五条 化验室的机构设置：
各企业都要建立完整的化验室。化验室由厂长直接领导。化验室内设生产控制组、化学分析组和物理检验组等，负责水泥质量检验、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
第六条 化验室人员配备：
化验室应配备专职主任、工艺技术人员、质量统计员、质量值班员、检验员。
化验室检验人员的编制（不包括化验室领导和技术人员在内）按下列范围配备：
年产一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12人。
年产二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16人。
年产四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20人。
年产八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25人。
年产十二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30人。
年产二十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40人。
年产三十万吨左右的厂不少于50人。
化验室检验人员须经专门培训，严格考核，领到操作合格证后方准顶岗操作。化验室人员要相对稳定，化验室主任的任免要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技术人员和质检人员的调动必须经化验室主任同意并报厂长批准。
第七条 化验室的职责：
（一）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确保出厂水泥全部合格，并留足富裕强度。
（二）根据生产水泥的品种、标号，制定完成指标的措施和管理办法，制定合格的配料方案，建立合理的质量控制项目（包括控制点、检验项目控制指标、检验次数等）。当发现原料、燃料、半成品、成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时，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有关控制指标，确保质量符合要
求。
（三）做好原料、燃料堆场（库）和生产工序的现场质量管理工作。质量值班人员应负责当班的质量管理工作，确保各项质量控制指标的完成。质量值班员要经常到现场检查，如发现原料、燃料、材料有混杂，违反质量要求进行生产操作，不合格水泥出厂等情况，有权制止。制止无效
时可越级上报。
（四）做好原料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检验工作，及时提供准确的检验数据。
（五）应用数量统计等方法，掌握质量波动规律，不断提高预见性和防范能力，使生产全过程始终处良好的管理状态。
（六）围绕产品质量、品种等开展科研工作。
第八条 化验室的权力：
（一）监督、检查各生产工序，制止影响产品质量的违章行为。
（二）评价各车间（部门）、工序的产品质量，并依此提供质量方面奖惩的依据。
（三）向上级汇报质量情况，提出并坚持正确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扭转质量失控状态。
（四）有权制止不合格水泥或废品水泥出厂。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企业领导和各级主管部门要支持化验室行使业务职权，不得无理干预，更不得借故打击报复，违者必究。

第三章 质量检验制度
第九条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企业质量管理实施细则，生产流程控制图表，原燃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技术条件，质量分析报告制度，化验室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职责范围和岗位责任制），仪器设备的维护、使用、校验制度，抽查对比制度，标准溶液复标制度，业务培训和考核
制度，技术档案、资料、报表管理制度等。
第十条 重要设备、仪器、试剂的检查、维修校验制度：
（一）化验室仪器、设备必须符合技术标准。要建立设备档案，分机记载购置、使用、校验、维修、更换情况。
（二）抗压、抗折试验机每年必须校验一次，误差应小于2％。其它各种测试仪器设备在使用前都要检查、调试，使各参数符合 标准。新夹具、标准筛、面积仪等仪器在使用前必须经过对比校验，并保存一只标准筛供校正用。
（三）试体的养护条件，必须按标准严格控制，尽量缩小温差范围，水温控制在20±1℃。
（四）化学分析用的仪器、试剂要符合ＧＢ176－87《水泥化学分析方法》的要求。标准试剂要专人配制和检查，统一使用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标准样品。
第十一条 抽查的比制度：
（一）企业应定期向地方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送样，进行对比检验，不断提高检验水平。
（二）为了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复演性，对各试验岗位要组织经常性的密码抽查及操作考核。
抽查次数；生产控制岗位要每班抽查校对；
化学全分析岗位每人每月不少于2个样品；
单项物理试验岗位每人每月不少于4个样品；
强度试验岗位每月不少于2个样品。
（三）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用于水泥中的石膏和硬石膏的化学分析方法，水泥化学分析方法，煤的工业分析方法等均应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四）试验允许误差如下表：
试验允许误差表
允许误差 范围 同一试验室 不同试验室 误差类别
试验 项目 不大于（％） 不大于（％）
水泥比重 2 2 相对误差
水泥比表面积 3 5
水泥细度 10 15 相对误差
标准稠度用水量 3 5 相对误差
凝结时间 15 15
抗折强度 7 9 相对误差
抗压强度 5 7 相对误差
生料细度 0．5 ＿ 绝对误差
水 份 0．5 ＿ 绝对误差
生料碳酸钙 0．25 ＿ 绝对误差
生料氧化铁 0．15 ＿ 绝对误差

（五）化学分析允许误差，参照ＧＢ176－87《水泥化学分析方法》、《水泥原料快速分析》及ＧＢ212－77《煤的工业分析方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技术档案资料的管理和报表上报制度：
（一）生产控制、化学分析和管理检验要建立统一的原始记录和分类台帐，以顺序编印页码，按月装订成册，由专人保管。检验数据填写必须清晰，不许涂改。当笔误时，在错数旁划“×”，在其旁边再写上正确的数字，加盖私章或签署姓名和日期。
（二）每月要有产品质量分析小结，全年要有质量工作总结。
（三）质量月报及年报要按统一表式，每月15日前报各级主管部门及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四）技术文件必须妥善保管，上级发布的各类有关质量问题的通报和文件，必须认真学习并复制存档。
第十三条 质量事故分析、处理、报告制度：
（一）出现重大质量事故，企业应立即通知用户停用，并负责退、换、补。
（二）不合格品或废品已用于工程的，企业要主动合同有关部门采取补救措施，确保工程安全。
（三）企业要及时查明重大质量事故原因，在7天内写出书面检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主管部门。
（四）因水泥质量造成工程事故和重大伤亡事故，企业的厂长和直接责任者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型法》第87条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五）严格执行废品出厂罚款和不计产量、产值的规定。
（六）出现重大质量事故的企业，除对领导和当事者严肃处理外，还要责令企业限期停产整顿，直至吊销化验室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
第十四条 业务培训和定期考核制度：
（一）提高企业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和ＴＱＣ基础知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每年要制定培训规划。
（二）每年要对检验人员进行技术、业务（包括理论和操作）和ＴＱＣ知识考核，考核成绩作为提职、提薪的依据之一。

第四章 矿山和原燃材料
第十五条 要加强矿山的管理，执行《水泥企业矿山管理规程》，坚决贯彻“采剥并举，剥离先行”的原则。
第十六条 矿山要实行计划开采。对质量不同的矿石要分别开采和存放，按化验室的指定比例搭配使用。根据需要可配备专职矿山质量检验员，监督、检验矿石的开采的搭配，保证进厂矿石的质量。
第十七条 企业要根据生产规模设置原燃材料堆场，进厂的原燃材料要分批、按质分别堆放，坚持先检验，后使用的原则，供销部门要严格按照化验室提出的质量要求组织原燃材料进厂。质量变化较大的原燃材料，要有均化场地和手段。
第十八条 进厂煤的质量应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对燃料供应确有困难的地区，可试用低质煤的工艺技术。
第十九条 混合材质量及检验方法应符合技术标准，其掺加量必须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严禁乱掺。凡初次使用新混合材。必须经过试验，报省级建材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准使用。
第二十条 石膏及硬石膏的质量应符合技术标准。
第二十一条 要重视原燃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储库（包括料棚和堆场）的建设，其库存量不能低于以下规定：
石灰石15天（有矿山的厂为3天），粘土7天，铁粉20天，石膏20天，混合材10天，燃料十天，生料4天，熟料7天，水泥7天。

第五章 半成品
第二十二条 生料质量是熟料质量的基础。配料要准确，计量要严格，操作要精心，力求生料成份均匀稳定。
出磨生料要求：每小时取样测定ＣａＣｏ3、细度各一次，二小时测ＦｅＯ3、含煤量一次。碳酸钙滴定值合格率达到60％以上（波动范围±0．5％）；氧化铁合格率60％以上（波动范围±0．20％）；细度合格率87．5％以上，0．080毫米方孔筛筛余量小于10％，
0．20毫米方孔筛（900孔筛）筛余量小于1．5％。半黑生料或全黑生料，要增加含煤量的测定和控制，合格率80％以上（波动范围±0．5％）。
第二十三条 出磨生料不得直接入窑，由化验室指定入库。要采取均化措施，确保入窑生料成份均匀稳定，入窑生料每小时取平均样测定一次，碳酸钙滴定值合格率应达到80％以上。
第二十四条 入窑生料配煤计量要准确，生料流量波动应小于±4％，煤流量波动应小于3％。料、煤流量要每小时测定一次。掺加矿化剂的企业，要增加相应的检验项目，矿化剂的掺入必须均匀准确。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入磨物料的粒度和水份。
粒度：石灰石小于20毫米，熟料、石膏小于30毫米。
水份：开流磨石灰石小于1％；粘土小于1．5％；混合材小于2％；入磨煤小于4％。
第二十六条 严格控制入窑煤的粒度，合理选择煤的粉碎设备，加强粹煤系统管理。确保无烟煤粒度小于5毫米，并且小于3毫米者占90％以上，烟煤粒度可适当放粗。
第二十七条 使用生料稳流装置及料球制备新技术。料球水份要适宜，每种原料水份确定后，水份波动范围±0．5％；颗粒均齐，5￣15毫米的占90％以上；热稳定性好，950℃高温下湿球爆裂率小于10％（料球内部孔隙大于27％）；料球水份一般控制在13％左右，料
球耐压强度500克／个以上。
第二十八条 提高熟料质量是确保水泥质量的关键。必须稳定立窑热工制度，抓住底火这个中心环节，确定风、料、煤等合理技术参数，提高操作技术。
熟料质量应达到下列指标：
机械化立窑：出窑熟料游离氧化钙含量小于3．0％，烧失量小于1．0％，熟料平均标号达到525号以上。
普通立窑（包括简易立窑）：出窑熟料游离氧化钙含量小于3．2％，烧失量小于1．5％，熟料平均标号达到480号以上。
熟料实际平均标号的计算方法按原建材部水泥局（79）材水字63号文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熟料强度的检验要做到：
（一）出窑熟料每小时应取平均样一次，取样应有代表性。
（二）从取样到成型不得超过两天。
（三）二台窑以上的企业每天应分窑测定一次熟料强度。
（四）使用全国统一的ф500×500毫米试验小磨。
（五）比表面积控制在3000±100平方厘米／克。
第三十条 熟料的三个率值要合理稳定，缩小熟料强度标准偏差。
饱和系数（ＫＨ）控制范围：目标值±0．020，合格率70％以上。
硅酸率（ｎ）、铝氧率（Ｐ）率制范围：目标值±0．10，合格率85％以上。
第三十一条 出窑熟料由化验室提定入库储存，不得直接入磨。入磨熟料必须经过搭配均化，温度不得超过80℃。
第三十二条 认真加强水泥磨头配料计量管理，确保水泥配合比标准。
出磨水泥质量要求：细度每小时测定一次，合格率大于87．5％（波动范围±0．5％）或比表面积合格率大于87．5％（波动范围±150平方厘米／克）；ＳＯ3每二小时测定一次，合格率大于60％（波动范围±0．2％）；混合材掺加量按国家标准严格控制，至少要低于
标准规定数2￣3％，安定性合格率达到80％以上。
第三十三条 出磨水泥必须送入化验室指定的库内均化后，由化验室通知包装。不允许上入下出，也不允许在磨尾直接包装或直接散装出厂。
第三十四条 半成品的主要质量指标，连续三小时以上或连续三次检验结果不合格，属于质量事故，化验室应及时组织事故分析，并报厂长迅速处理。

第六章 出厂水泥
第三十五条 出厂水泥质量必须按国家标准严格控制，经检验合格后，由化验室专管人员通知出厂。各种标号的水泥除符合国家标准外，28天耐压强度应富袷．55兆帕（25公斤／厘米2）。
第三十六条 出厂水泥检验样品，允许在水泥成品库或包装机口按规定方法取样，若安定性不合格，要在成品库重新取样检验。
出磨水泥的检验，属于企业内控检验，其数据不准作为出厂水泥的检验数据。
第三十七条 散装出厂水泥取样应在装车（船）过程中连续取样，不准以出磨水泥检验数据代替出厂水泥检验数据。
第三十八条 出厂水泥的密封样，要按规定妥善保管，防止样品受潮。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调换或提前倒掉。若用户对水泥质量提出异议时，在规定的期限内发现样品受潮、调换或丢失，则该编号水泥按不合格处理。
第三十九条 出厂水泥的质量控制要求：
（一）出厂水泥合格率100％。
（二）28天耐压富裕强度合格率100％。
出厂水泥28天抗压强度目标值和标准偏差值，按下列规定执行：
目标值≥水泥国家标准规定值＋富裕强度2．55兆帕（25公斤／厘米2）＋3Ｓ。
标准偏差Ｓ≤1．68兆帕（16．5公斤／厘米2）。
（三）按计划标号生产，不允许碰标号。
第四十条 水泥包装标志必须齐全，无标志水泥出厂按不合格处理。
化验室要建立袋重的抽查制度。每班至少随机抽检10袋，其净重必须合格，并做好记录。
水泥包装用纸袋要符合标准要求，包装水泥温度应控制在90℃以下，要想方设法减少包装破损。
第四十一条 试验报告应按国家标准规定及时寄发，Ｒ型水泥3天结果应在7天内报出。
第四十二条 出厂水泥在企业成品仓内存放一个月以上，须重新在成品库取样检验，确认合格后方准出厂。受潮结硬者，不准出厂。
第四十三条 水泥安定性不合格或某项品质指标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袋装或散装水泥，一律不准借库存放，否则按废品或不合格品处理。
外单位在水泥厂内建设的由企业负责管理的专用仓库，水泥厂的专用码头和铁路中转站与企业水泥库同等看待。
第四十四条 出厂水泥每编号的吨位数量（按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计划产量）规定为：
年产2万吨以下的企业，不得超过50吨和三天产量为一个编号；
年产2－4万吨的企业，不得超过100吨为一个编号；
年产4万吨以上－10万吨的企业，不得超过200万吨为一个编号；
年产10万吨以上－30万吨的企业，不得超过400吨为一个编号；
年产30万吨以上－50万吨的企业，不得超过600吨为一个编号。
第四十五条 企业因试验条件、仪器设备或人员操作等原因造成试验结果不准确，经省级建材主管部门批准，可将封存样送省级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复检，以一次复验结果为准。企业不得擅自启封试验，否则按不合格水泥处理。
第四十六条 建立和坚持访问用户制度，企业每年至少要信访、走访有代表性的用户一次，主动、广泛征询对水泥的品质性能、包装质量、装运情况及执行合同等方面的意见，及时反馈，采取措施，迅速改进。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程适用于所有立窑水泥生产企业。旋窑地方水泥企业，可参照本规程一、二、三、六章执行。矿山、原燃材料、半成品的质量管理可参照《大中型水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执行。
第四十八条 各地建材管理部门和地方水泥企业，应参照本规程的规定，制订出质量管理细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程由国家建材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程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原《小水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同时废止。



1987年8月1日
　　内容提要: 在我国，不少学者甚至法官都认为，“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传统原则。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记录了保罗（Pau-lus）、拉贝奥（Labeo）、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帕比尼安（Papin-ianus）等古罗马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见解，其中以保罗最为苛刻。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尤其不适用于物的权属的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类型。


　　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返回途中，李某和张某分别驾车行驶时与诉外管某的车辆相撞，李某死亡。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遂与李某之妻王某（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事后，张某经咨询得知自己对李某的事故不需要负任何赔偿责任，于是拒绝履行补偿协议。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约。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请求，张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王某间的补偿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据此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2]
　　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3]同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救济法律错误的阵容也日渐壮大。[4]如胡吕银副教授就主张，“法律服务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5]
　　无论学者对法律错误的态度如何，至少“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是源自罗马法的原则这一点几乎是定论，或者说是争论的理所当然的前提。[6]对此，从未有人抱有疑问，因为谁都未曾直观地展示过，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决疑论”特征和本文的方法
　　研究罗马法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罗马法有明显的决疑论特征。决疑论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个案分析，即拒绝用一个抽象的规则统治变幻莫测的世界，构造上和英美法相近。正如古罗马法学家Javolenus所言，“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8]帝制时期，法学家基本都是政治家，被赋予解答权，但法学家针对个案的解答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真理，而只是一个经验，一旦发觉经验带来了不当的结果，就会重新加以思考。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决疑论成就了作为“善良与衡平之术”的罗马法，却也给后世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法大全》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因此，不分析法学家做出论断时脑中考虑的究竟是怎样的案件，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论断在罗马法中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宽。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就罗马法研究而言，明确法学家是针对怎样的案件做出该结论的，可能比仅仅指出法学家做出了什么结论更有意义。尽可能将各个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论断还原成具体的案例，再对案例进行背景分析和类型化，便是本文的研究方法。
　　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
　　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9]
　　这里是《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关于错误的条文最集中的两处[10]前者由十条法学家意见组成，分别出自保罗（Paulus）、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泰伦提·克莱门斯（Terentius Clemens]、乌尔比安（Ulpianus）和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著述，而后者由13条谕令组成。[11]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无知有害”的法谚脱胎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保罗的意见，因此本文以《学说汇纂》为研究的重心，必要时引用《法典》的内容。
　　（一）保罗的意见
　　保罗曾就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撰写过专著，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句被浓缩为“法律的无知有害”（error iuris nocet）的法谚，对后世影响巨大。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
　　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至于该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首先必须提到，未满二十五岁的人不知道法律是可以被宽恕的。还有，鉴于性别上的缺陷，女性也是一样。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借钱给家子（父权支配下的儿子·笔者注），他将得到救济，如同他未曾借钱给该家子一样。
　　§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引文显示，保罗的意见由原则和例外构成：原则是“法律的无知有害”，例外是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保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家长财产制的：罗马法中，服从于家父支配的家子没有财产上的能力，不能设定债务，也不能继承他人财产；但后来奥古斯都大帝（以下简称“奥帝”）例外地赋予身份为军人的家子以财产能力。[12]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错误：一是，某人借钱给家子，违反了禁止向家子贷款的马凯多元老院决议（Ulpianus, D.14, 6, 3 pro.），根据决议家子无须返还债务，这对贷款人极其不利（D. 22，6，9 pro.）；二是，如果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承认继承的期限（D. 22, 6, 9, § 1）。就第一种情况，保罗认为，贷款人未满25岁，可以例外地获得救济，因为年轻人对法律欠缺理解力；同样的理由也及于妇女。就第二种情况，保罗认为军人应得到救济。虽然从此处读不出理由，但在《法典》第6卷中优士丁尼大帝（以下简称“优帝”）亲自给出了解答：“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当精通武器”（Justinianus,C. 6, 30, 22 pro. ）。[13]问题是，例外是否仅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
　　Paulus, D. 22, 6, 9,§3：拉贝奥如是说，一个人若能咨询他人或者他自己就通晓法律，他便会知道对法律的无知不会有利于他，那么，对法律的无知有害的规定才适用于他，使他蒙受不利益。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
　　这一段颇有争议，尤其是最后一句。这里，保罗引用了拉贝奥的观点，而拉贝奥讲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断标准：行为人是否有接触法律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自己不通晓法律，甚至没有咨询的可能性，那他对法律的错误应当被救济。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争议在于，保罗在大段引用拉贝奥的话之后却评价说：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14]如果删去这句，保罗引用拉贝奥的意图就明朗了，即“法律的无知有害”虽然是一般性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至于法律错误为何原则上不救济，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评价上将法律错误等同于重过失的事实错误。这一点正是后来的“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法谚的理论基点（见下文四（一）部分）。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严重的不注意相当于过失，重大的过失相当于故意”（Pau-lus, D. 50. 16. 226）。故意的错误（心中保留）当然无需救济，但重过失和故意之间能否轻易地划等号，实在值得推敲。
　　纵观整个《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不难发现，关于法律错误，“原则加例外”只是保罗的一家之言，各家各派都提出了独自的判断标准。下面依法条的排列顺序依次介绍。
　　（二）涅拉茨的意见
　　Neratius, D. 22, 6, 2：从任何方面看（in omni parte），法律的无知和事实的无知都不可同一而论。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
　　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但是，何为“确定性”？涅拉茨为什么认为法律有“确定性”？对此，罗马法学界颇有分歧。
　　Kunkel认为该条也来自于篡改，因为“in omni parte”的用法不自然。[16]对此Mayer-Maly反驳说，批准《学说汇纂》的《唐塔谕令》中明确写着：“神的事物如此完美无瑕，而人类的法律状态总是走向不确定，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Constitutio Tanta§18）由此可见，D. 22, 6, 2不可能是篡改的产物，因为《学说汇纂》的编者不会故意编造出一个和皇帝的谕令截然相反的条文。[17]依Mayer-Maly的见解，该条虽然不是篡改，但只是涅拉茨就时效取得（usucapio）的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欠缺普遍适用性。[18]与Mayer-Maly的出发点不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即数量上的有限性、绝对性、不向法解释开放，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20]Greiner也认为“确定性”指数量有限、易于理解，并通过对涅拉茨意见的反对解释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法律总是完备的。条文的作者恐怕是想说，如果法律一旦丧失了确定性，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也能得到救济。”[21]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就“确定性”的含义存在一个交集：法律在数量上的有限性。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涅拉茨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纂《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22]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可以说，法务官法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来到一个成文法爆炸、判例法盛行的时代，“法律有限性”的命题就大打折扣了。
　　（三）彭波尼和尤里安的意见
　　Pomponius, D. 22, 6, 3 pro：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jure suo），二者殊异。
　　彭波尼的这条意见极其难解，因为既没有阐明原因，也没有给出案例，似乎只是在抽象地强调：对自身权利状态的错误和对他人权利状态的错误有所不同。后来，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从中抽像出所谓“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解释说只有外部错误才可以获得救济，因为错误必须是可以证明的，而内部错误不满足这个条件。[23]然而，根据Voci的研究，这里彭波尼只是在重述尤里安在《学说汇纂》第35卷第1章中的意见而已。[24]如果找出尤里安的相关段落研读一下，就会发现注释法学派的解读非常荒谬。
　　第35卷第1章第21条至第26条是关于遗赠条件的错误，与本文密切相关，这里选取其中的两条加以分析：
　　Julianus, D. 35, 1, 21：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倘若那艘船从亚细亚回来”或者“倘若Titius （虚构人物·笔者注）当上了执政官”，这些条件即便已经成就，只要继承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些条件就会妨碍其取得遗产。但如果条件是关乎法律的，那么只要条件成就效力就会发生，此外无需其他任何东西。例如，某人误以为自己还处于父权的支配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家主了，此时误解也不妨碍他取得遗产。同理，被指定为继承一部分财产的人，即便不知道继承已经开始，也能够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众所周知，罗马法的古典时代前期，法学家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尤里安和彭波尼属萨宾派，拉贝奥和涅拉茨属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萨宾派认为当然可以取得，而普洛克鲁斯派则认为受赠人必须有接受赠与的承诺。[26]这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当然取得说）的基础上展开的。
　　受赠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在尤里安看来是一种错误。尤里安认为，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他人的事实关系，如“Titius是否当上了执政官”，那么他的财产权取得将受到妨碍；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因为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会自动依法发生效果，无需“受赠人的认识”或“受赠人的承诺”等额外因素。比如，受赠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家主，无需家父的同意即可继承他人的财产，这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当然，尤里安也没有说法律错误就一律应该保护。不妨再看下面一条：
　　Julianus, D. 35, 1, 22：丈夫以妻子不再婚或如果再婚就将财产交给Titius为条件，将财产遗赠给妻子。这种情况下，妻子即使再婚，也可以主张遗赠财产上的权利，而且财产的信托不会被强制执行。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则。
　　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罗马法上有一条铁则，叫“一旦是继承人，永远是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禁止遗赠人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但如果从遗赠人的角度看，他不知道法律禁止遗赠附解除条件，这显然是法律错误。如果法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遗赠无效，那就意味着救济法律错误，但如果法律只规定遗赠变成无条件的，则意味着不救济法律错误。
　　上述分析显示，尤里安的观点中，可救济和不可救济的法律错误兼有之。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效果会自动发生，行为人是否意识到条件成就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这一点区别于事实错误。此时，法律错误不会给行为人招致任何不利。但如果案件类型有所变化，结论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D. 35, 1, 22 ）。这样解释才符合罗马法的决疑论特质，过度的抽象是徒劳的。
　　比照尤里安的意见，彭波尼的态度就明朗多了。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两者殊异”时，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后来的注释法学派将彭波尼的意见抽象为“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借此主张对“内部错误”不予以救济，不免有误读之嫌。
　　（四）帕比尼安的意见
　　Papinianus, D. 22, 6, 7：对法律的无知不会给想获利的人带来利益，但也不会给请求返还的人带来损害。
　　Papinianus, D. 22, 6, 8：事实错误无害，哪怕是男性，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法律错误有害，哪怕是女性，只要是关乎得利的：总之，只要是关乎避免自身损害的，即便是法律错误也无害。
　　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帕比尼安也承认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确有不同，但法律错误可否救济须遵循以下标准：是想获利的人，还是想避免损害的人。逸失利益不予救济，实际损失则有可能。比起保罗的“原则加例外”，帕比尼安的标准更具冲击力。但不同于保罗的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只摘录了帕比尼安的两条结论，而且未辅之以例解，这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帕比尼安思想的解读。这里，笔者从第22卷第6章之外选取了帕比尼安关于法律错误的另外三条意见，以解明帕比尼安的意见针对的是怎样的案件。其中，Ulpianus, D. 16, 1, 6和Papinianus, D.16，1，7是不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Papinianus，D. 31，79是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
　　Ulpianus, D. 16, 1, 6：当保证人受一位母亲的委托为她不在家的儿子的财产管理人做保（intercessi）时，试问，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对保证人是否也有效？帕比尼安在《质疑录》第九卷说，保证人可以援用抗辩。考虑到他们作保是受母亲所托，即便是为财产管理人作保也没有差别。帕比尼安又补充说，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
　　Papinianus, D. 16, 1, 7：因此，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即便是这样，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因为他不可能以对事实情况无所知为理由。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
　　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基于男庇主的遗嘱本应主张土地上的权利的自由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和其他自由人通过收获土地的果实生活。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
　　先看不允许救济的法律错误。D. 16, 1, 6和D. 16, 1, 7讲述了同一个案件，该案起因于罗马法对女性的歧视（保护）。公元46年，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SC Velleianum）禁止女性为他人作保。[28]这样的背景下，D. 16, 1, 6中的母亲甚至无法为儿子的财产管理人作保，只得委托他人。倘若是普通的委托，受托人在完成委托事务后，对委托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actio mandati contraria）。但本案的委托人是妇女，如果受托人（保证人）在完成委托事务（担保债务）后仍然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费用偿还的话，这和母亲自己作保没有区别，违反了元老院决议的宗旨。根据决议，母亲对受托人（保证人）有一个抗辩权（exeptio SC Velleiani ）。结果，受托人（保证人）承担了债务，却无法请求费用偿还。帕比尼安认为，受托人（保证人）当然可以援引元老院决议作为抗辩，但债权人也会提出恶意反抗辩（replicatio doli）：受托人（保证人）既然明知委托人是女性，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委托，缔结一个有瑕疵的保证？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抗辩的恶意反抗辩”。同样的反抗辩，受托人（保证人）却不能向母亲主张，因为他知道委托方是女性，却不知道如果女性有抗辩权：这不是事实错误，而是法律错误！这种情况下，受托人（保证人）得不到来自错误制度的救济，只能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后向财产管理人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对女性的费用偿还请求是法律所禁止的利益，主张对法律的错误不会使该利益起死回生。
　　接着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D.31, 79中，丈夫在临终时将土地留给妻子，但不希望妻子随意处置，而是希望她最终交给自己指定的解放自由民。问题是，丈夫的希望如何实现。上文中提到过，丈夫不能说“如果你不愿把土地交给自由人，那遗赠就无效”，因为遗赠不能附解除条件，所以丈夫只好寄希望于妻子的“信义”。这种将寄希望于受赠人的“信义”的非要式死因赠与行为，称为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29]共和制时期，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但自奥帝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Inst. 2, 23,1; 2,25 pro.）。在这样的背景下，D. 31, 79中的自由民根据特雷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本来有权请求遗产，但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默默接受了女庇主的临终安排，导致权利失效（longi temporis praescriptio ; D. 23, 2, 57）。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依据法律，作为男庇主的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请求遗产，即便他不知道赋权规范的存在也不应因此遭受损害。
　　帕比尼安在D. 22, 6,7/8中所区分的“想获利的人的法律错误”和“请求返还的人的法律错误”，或可还原为“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D. 16, 1, 6/7）和“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D. 31, 79）。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就不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遗赠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的案件，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保证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女性作保的案件，两者都是“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是一致的！[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31]
　　（五）小结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涅拉茨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原因在于法律的“确定性”；彭波尼和尤里安认为，行为人对自身权利状况的错误可以获得救济，例如，受遗赠人即便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也不影响遗产的取得；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的观点虽然措辞不同，但在案件处理上是一致的，即“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予以救济，而“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
　　三、罗马法上法律错误的诸类型—适用范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