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融资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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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吉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全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加强管理，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办发〔1987〕9号），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做好公文处理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安全。公文由文书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和归档。
第五条 全省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
第六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

第二章 公文主要种类
第七条 全省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指令
发布重要规章，采取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任免、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用“命令（令）”。发布指示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措施或要求，用“指令”。
二、决定、决议
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用“决定”。
经会议讨论通过并要求贯彻执行的事项，用“决议”。
三、指示
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用“指示”。
四、布告、通告
公布应当普遍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布告”。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通告”。
五、通知
发布规章，转发上级机关、同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周知或共同执行的事项，用“通知”。
六、通报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情况，用“通报”。
七、报告、请示
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用“报告”。
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用“请示”。
八、批复
答复请示事项，用“批复”。
九、函
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用“函”。
十、会议纪要
传达会议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要求与会单位共同遵守、执行的，用“会议纪要”。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八条 公文一般由标题、发文字号、签发人、秘密等级、紧急程度、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发时明间、抄送机关、附注等部分组成。
一、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和公文种类；除发布规章性文件可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转发上级文件，如上级文件标题文字过长，可以进一步压缩文字、概括内容，但不能以上级文件的发文字号代替文件标题。
转发上级通知，在上级文件标题之后可不再标文件种类。
二、发文字号，包括机关代字、年号、顺序号。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三、公文一律加盖印章。印章盖的位置应注意上不压正文，尽量能使落款的年月日露出。
省政府上报国务院的公文，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和各市、州政府、行署上报省政府的公文，应在文头右下方、标题右上方印上签发人的姓名。
四、秘密公文应分别标明“绝密”、“机密”、“秘密”，注在文件首页右上角。
五、紧急公文应分别标明“特急”、“急”，注在文件首页右上角。如又是秘密公文，按自左至右的顺序，先注紧急等级，再注秘密等级。
六、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应用抄报形式。
七、公文如有附件，一般应与主件装订在一起，并在正文之后、印章位置之前注明附件名称和顺序号，附件首页左上角注明附件顺序号。如不能装订在一起，附件首页左上角要注明主件的文号和附件的顺序号。
八、发文机关应写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九、文件附注，如“此件发至县级单位”、此件不登报“等，注在公文落款之下左侧，并用括号括起来。
十、会议通过的文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前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
十一、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少数民族文字按其习惯书写、排版。
十二、铅印文件使用字体，文件标题用二号宋体，批语用三号楷体，正文用三号仿宋体。每页排十九行，每行二十五个字。
第九条 公文纸一般用十六开型（长260毫米、宽185毫米），左侧装订。“布告”、“通告”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应根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省政府的行文关系，对上行文：向国务院报告、请示，向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构发函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有关业务事宜；对下行文：各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需要时亦可直接向基层和有关单位行文。
市、州、县政府、行署的行文关系，可比照省政府的行文关系自行确定。
第十一条 政府各部门在自己的权限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同下一级政府有关业务部门互相行文；也可以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和有关规定，对下级人民政府直接行文。
第十二条 转发上级机关的文件，不要再报送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抄报直接上级机关。省政府的重要下行文，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十份；市、州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下行文，报送省政府办公厅五份。
第十三条 凡部门之间对有关问题未协商一致，一律不得各自向下行文。
第十四条 政府可以与同级党委或同级军队机关联合行文，政府部门可以与同级党委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联合行文，政府各部门可以联合行文。
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联合行文应尽量减少。
凡可由部门自行下达，或者可以与有关部门联合下达的文件，不要报请政府批转。
第十五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得越级请示。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报越过的机关。
一、县（市）政府工作中的问题，应向省辖地级市、自治州政府、行署请示解决，不要直接向省政府请示。
二、凡可以由省政府主管部门研究解决的具体业务问题，各市、州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要直接与省政府主管部门协商解决，不要向省政府请示。
三、省政府各部门和市、州政府、行署所属单位工作中的问题，一般都应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或市、州政府、行署请示解决，不要越级向省政府请示。
第十六条 请示的公文，一般应一文一事，不要一文数事，更不要把请示的问题夹杂在报告、纪要、简报中。请示不要直接送领导者个人，也不要同时抄送同级和下级机关。
第十七条 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文件抬头都要写给省政府，一律经由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呈批，不要越过文书部门直接送省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更不要同时送几位领导人。
第十八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上报公文，应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由主报机关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时，应同时抄送另一上级机关。
第十九条 经过批准在报刊发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应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如不另行文，应在报刊发表时注明。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条 公文办理一般包括登记、公办、批办、承办、催办、拟稿、审核、签发、缮印、用印、传递、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一条 凡需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应根据内容和性质，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紧急公文，文书部门应提出办理时限。
第二十二条 向省政府请示的文件，由省政府办公厅文电处负责注批（即：“请某某同志批示”）、注办（即：“请某某部门研办”），送主管的领导同志或部门，同时分送有关的领导同志或部门。如遇内容复杂、情况特殊的文件，应当先与有关部门协商，再注批、注办和分送、如请
示内容涉及部门较多，在注办时要写明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办理。
第二十三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的问题，主办机关应主动与有关部门或地区协商、会签。上报的公文，如有关方面意见不一致，要如实反映。
第二十四条 省政府各部门对于省政府交办的文件，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一、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行处理，直接答复呈报部门或市、州政府、行署；涉及其他部门业务的问题，同有关部门协商处理，由主办部门答复或会同有关部门联名答复。
以部门名义答复问题的公文，要抄送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用口头、电话或其他方式答复的，要以书面或电话通知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
二、需要由省政府答复的问题，主办部门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代拟复稿，报送省政府审批；呈报前，主办部门负责人要对代拟稿审核签署，需要会签的，还要经有关部门负责人会签。
第二十五条 已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要负责检查催办，防止漏办和延误。文书部门要定期向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写出公文处理情况报告。
第二十六条 草拟公文应注意事项：
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应加以说明；
二、情况要确实，观点要明确，条理要清楚，层次要分明，文字要精炼，书写要工整，标点要准确，篇幅要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时间应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公文中的数字，除发文字号、统计表、计划表、序号、百分比专用术语和其他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者外，一般用汉字书写。在同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致。
五、引用公文应注明发文时间、机关、标题和文号。
六、用词要准确、规范。在使用简称时，应先用全称，并加以说明。不写不规范的字。
七、章节序数的写法要分明。一般排列顺序为：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第二十七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发出的公文，由机关领导人签发。重要的或涉及面广的，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签发。有的公文，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根据授权签发。
第二十八条 各级领导人审批公文要认真负责，文件主批人要签署自己的意见、姓名和时间。
第二十九条 草拟和签批公文，须使用钢笔或毛笔。
第三十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在将公文送领导人签发之前，应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公文内容、文字表述、文种使用、格式等是否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省政府文件的审核把关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省政府办公厅对于不成熟的或者质量上有问题的文稿的处理办法是：
一、对于不需要行文或可以由部门行文而不需要以省政府名义行文的文稿，退回拟稿部门处理；对于内容不成熟或文字上需要作大量修改的文稿，提出问题和处理意见，退回拟稿部门修改。
二、对于不按照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的文稿，退回拟稿部门补办。
三、对于质量上虽有些问题，但不需要退回拟稿单位修改的，由省政府办公厅文电处负责修改，也可以与拟稿部门共同修改。
四、改动较大的文稿，要经拟稿部门的领导同志审核签署。
第三十二条 上报的公文，如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机关的文书部门可退回呈报单位。
第三十三条 上级机关的发文，除绝密或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下一级机关的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第三十四条 需要翻印、转发的国务院文件（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由省政会办公厅统一印发。需要翻印、转发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文件，由省政府对口的部门印发。
第三十五条 省政府办公厅翻印、转发的国务院文件（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经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第三十六条 传递秘密公文时，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确保文件安全。

第六章 公文立卷、销毁
第三十七条 公文办完后，应根据文书立卷、归档的有关规定，及时将公文定稿、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
第三十八条 公文立卷应根据其待征、相互联系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保证齐全、完整，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查找和利用。
第三十九条 立好的案卷，应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存档的公文。
第四十条 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要进行登记，有专人监督，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外事、军事、司法、行政法规等方面的公文处理办法，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各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可根据本实施细则，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1月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吉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全省其他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1988年5月17日
再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张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 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已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优越论”观点的冷静分析发现，这两者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关键词】 物权行为理论 无因性原则 善意取得 物权变动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物权立法的展开，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孰优孰劣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已诞生不少的优秀的学术专著和论文。①到目前为主，主流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无论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适用范围还是在保护第三人的条件上均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以下简称“优越论”）。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并将试着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构，认为这两个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这个结论是否还成立呢？这就是本文所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对“优越论”观点的评析
（一）在动产领域，无因性原则是否优越于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认为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其理由如下：（1）依据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第三人必须为其是否善意自负举证责任，这样就不合理地加重了第三人的负担。[1]（2）善意取得制度实行的是主观善意标准，而要想建立一个法理上完善、司法上可行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必须就第三人的“善意”建立起一个客观标准，但是用客观标准来确定主观心态非常困难，在当代信息高速发达的社会，善意的举证困难更大，司法上有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无因性原则将第三人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的知情与否作为其“善意”的确定标准。这样，因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故其所确定的善意标准是一种在外界容易识别且在司法上比较易行的客观标准。因此，无因性原则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扬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公正。[2]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第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恶意”进行举证，否则法官就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因此，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善意与否自负举证责任，而是被推定为善意；第二，即使无因性原则所确立的客观善意标准是建立在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交付）等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公信力也有绝对公信力和相对公信力之分。前者指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只要第三人根据公示的内容而与表征权利人进行交易，其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采取绝对公信力原则违备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以及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合理的利益平衡。故该原则早已被各国立法所抛弃，转而采取相对公信力原则，即只有无过错的相信公示内容的善意第三人与表征权利人所为之交易，其利益方可受保护。这样就将明知或应知公示内容不真实而仍与表征权利人交易的恶意第三人排除在外，这样也就在牺牲原权利人利益和保护善意第三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地平衡点。
至于相对公信力原则中的第三人的“恶意”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与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其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恶意”判断标准如出一辙。它不仅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进行举证，否则推定第三人为善意，而且第三人的“善意”也同样可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认定：（1）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已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2）转让的价格；（3）交易的场所和环境；（4）转让人在交易时是否形迹可疑；（5）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3]由此可见，在无因性原则当中，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所谓客观善意标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因此，以此来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观善意标准，这不仅是对公信力原则的一个误解，也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认定标准的一个误读。
（二）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理论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如下：①不动产物权登记有公信力，第三人可受登记公信力的保护；②现实生活中没有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因为交易的相对方即使受处分人的欺骗，但只要到不动产登记簿上一查便可清楚。而一旦出现处分人为非权利人时他就会中止与其交易，因此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4]
笔者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其理由如下：（1）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理论依据为占有的公信力，而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既然动产因占有的公信力取得其物权可为善意取得，那为何不动产同样因登记的公信力而取得物权就不能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呢？！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说法不同而已，其实这两者之间的法理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否则，其在法律上就无法自圆其说；（2）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根本就不适用于“慌称自己有权利”的情形，它仅适用登记瑕疵的情形，比如由于登记官吏的失误、物权受让人伪造出卖人的登记委托书、受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代理授权委托书，以及登记实质关系的无效、被撤销等原因而造成登记簿不当等情形。这时，善意第三人因相信登记信息真实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故该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该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其进行保护；（3）根据民法原理,物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和既受取得两种方式,前者有生产、先占、添赋、善意取得、时效取得等；后者有买卖、赠予、继承等。而在这些取得方式中并没有将公信力作为物权取得方式的法定方式加以规定，因此如果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将有悖于整个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基本构造。[5]
（三）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上，无因性原则是否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
“优越论”的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地。他们认为无因性原则的法理构造在于切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间的效力联系，使物权变动发生的“机关”仅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而不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这不仅是法律行为理论的精华——意思自治原则在物权领域的应有体现，而且也符合法律体系结构严谨的逻辑要求。而善意取得制度则是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它有着自身不周密的缺陷。即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这样，如果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存在瑕疵时，双方均没有撤销权，故最终对第三人的保护仍有缺陷。而根据无因性原则来处理，则双方可根据债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进行救济。[6]
笔者认为这个似是而非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将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定位于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这也仅仅是就善意取得性质进行解释的多种理论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具体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构造上，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有效，而无权处分行为则为效力待定。如果出让人事后没有经过权利人同意或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行为无效。这时善意第三人只能“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在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即“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 [7]即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乃为有效合同。另外善意取得前提就必须是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的交易的存在也是该制度之所以对第三人特别进行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而交易的实质乃为法律行为，故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在本质上仍为法律行为。因此，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客观法理构造是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但其内部逻辑关系仍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之上，而并非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四）在适用范围上，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为互补关系
“优越论”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解决的则是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两者是互补关系而非谁取代谁的关系。[8]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矛盾，即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自身进行论证。因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者撤销时，第一受让人是否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不同的答案。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德国，其前手因适用无因性原则而使其当然享有物的所有权；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我国，由于其不实行无因性原则，故第一受让人对标的物并不享有所有权，其所为的处分乃无权处分，其当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法中，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并行不悖，共同为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但我国以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采取的乃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故善意取得制度不仅完全可以适用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也同样可以适用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善意取得制度比无因性原则更为周延，我们不应该弃简从繁而人为的增添许多烦恼。
（五）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否是对该原则本身完善的体现
所谓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指针对适用无因性原则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而予以一体保护等）而对该原则所进行的一种修正。其方法主要有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化理论和瑕疵同一说。 “优越论”观点认为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不是因为物权行为受债权行为效力影响的结果，而是物权合意作为法律行为在物权领域的体现，受其调整的结果，是该原则在适用时进一步完善的体现。[9]
事实上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并非如此，而恰恰相反，它是从根本上对该原则进行了否定。下面顺着“优越论”观点的思路运用法律行为理论对无因性原则的适用情形进行实证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一项法律行为的有效应该符合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和内容合法等三个方面的要件。（1）主体合格。在一项交易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主体为同一人，故若前者主体不合格，则后者主体通常也不合格。当然，这里可以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订立合同时行为人为未成年人，而当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成年。其实这时债权行为的主体瑕疵完全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追认而得以消除；另外一个例外就是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正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处于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同样可基于与未成年人情形中相同的法理而消除主体瑕疵，而且这两个例外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罕见。由此可见，就行为人的主体资格而言，无因性原则难以适用。（2）意思表示真实。债权合同在此归于无效的原因通常有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以及重大误解等。事实上，债权行为在此要件上的瑕疵通常必然要影响到物权行为的效力。这也是无因性原则相对化中的“同一瑕疵理论”之所以产生的理由之所在。当然，如果行为人在受欺诈、重大误解后知道了事情真相或者在受胁迫、趁人之危的状态消除后仍自愿与对方为物权行为，这时物权行为当然有效，但我们也可视为行为人放弃了撤销权，因此，其债权行为仍自始有效。这样，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均为有效而同样没有无因性原则适用的空间。（3）内容合法。当债权行为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时，以前德国主流观点认为物权合意是“无色无味的”，其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事实上否认物权合意的伦理意义，这不仅缺乏现实的依据，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质”，其无因性原则也难以成立。[10]
当然，为了适应生活实践的需要，任何一种制度、原则均可以对其自身进行修正使其更为完善，但其修正的底线不应该是对其自身的根基进行否定，否则该原则也就不在成为其原则。而一旦我们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纳入到法律行为理论这台“显微镜”下进行实证考察时，却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行为的无效时，其物权行为也必定无效。
另外，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引进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均会对我国法律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看形式合理性。我国就建国以来所颁布的大大小小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不承认无因性原则作为一种立法思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过程。倘若现在贸然继受德国的无因性原则，必然会造成现有的法律体系的逻辑混乱。其次看实质合理性。在存在第三人已取得物权的情形下，若采用无因性原则，则原权利人只能向第一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但若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原权利人不仅可以基于他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借用合同等）而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还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或者不当得利而得到救济，因此其保护方法可以更为多样化。
三、小结
为达到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目的，在民法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制度设计，比如，取得时效制度、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法律行为制度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等。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仅仅是多种选项中的一个子选项，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解释问题乃至政策选择问题。各国常根据各自已有的法律传统及其其它实际情况而作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而通过对“优越论”的观点进行冷静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在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确实比后者更为优越；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孙宪忠：论物权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北京：人大复印资料，1998（9）；何宗泽：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31）.
参考书目：
[1]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55.
[2]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2.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69.
[4]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1.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01.
[6]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人大复印资料，1998.（9）.
[7]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32.
[8]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36.
[9]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188.
[10]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6－226.

Again o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y analyzing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ZhangJian-sheng
Abstr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yer, the viewpoint which is better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scholars’ disputes.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 of superior”, we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different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ulism of property right,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can coexistence with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u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alism of creditor’ rights,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better tha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