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关于加强种毒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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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政府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实施办法
市政府



为加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保持价格基本稳定，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通知》（国发〔1994〕45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实施办法》（鲁
政发〔1994〕105号）要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量平衡
（一）市农委、市供销社对全市农业生产资料需求总量提早进行预测，并结合各市（区）的需求，提出品种调剂及购销方案的建议。
（二）市计委在汇总和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总量平衡、分配及进口计划，及时下达，分级实施。
（三）市经委要会同化工、二轻等有关部门根据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总需求，组织好生产。

二、市级调控和淡季储备
（四）我市纳入市级调控的化肥资源包括：国家、省统配和地方配额进口化肥；我市化肥生产企业纳入省级调控的化肥。由市计委下达年度分配计划，市农资公司组织调拨。
（五）凡是纳入市级调控的化肥，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于每年11月份下达下年度的生产、收购预安排计划，市农资公司与生产企业据此签订分月购销合同并严格履行，做到均衡生产，均衡交货，均衡收购。市计委负责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六）为加强宏观调控，确保救灾急需，建立市级优质化肥储备制度。储备任务由市农资公司承担，储备资金由市农业银行负责货款，储备费用、利息据实计算，由市财政和市农资公司共同承担。动用储备化肥时，由市计委、市财委、市农委、市供销社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经市政府
同意后，组织实施。
（七）根据化肥常年生产、季节使用的特点，建立淡季储备制度，淡季化肥储备以市农资公司系统为主，生产企业也要储备一部分。各市（区）按以销定储的原则，重点搞好小氮肥储备。
（八）化肥生产企业的淡季储备资金，工商银行要给予重点支持，努力满足储备资金需要。农业银行要确保市级调控化肥和淡季小化肥收购、储备的合理资金需要。化肥生产、经营所需流通资金和收购资金贷款执行国家规定利率，企业确保专款专用。

三、流通环节和流通渠道
（九）化肥经营由现行的二级批发一级零售（市、县批发，基层社零售）现改为一级批发一级零售，即青岛市农资公司批发，各市（区）农资公司与基层社批零结合。基层供销社推行代销制。
（十）军队系统及其他专项用肥，由市农资公司根据国家和省、市下达的调拨、分配计划，按对县调拨价直供。直供化肥只限自用，不得向社会销售。
（十一）青岛市农资公司、各市（区）农资公司和基层供销社是化肥流通的主渠道，市（区）及市（区）以下农业植保站、土肥站、农技推广（中心）站（以下简称“三站”）及生产企业自销，是化肥流通的辅助渠道。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化肥。基层供销社内部转为个人经营
的，必须转回集体经营。
（十二）市级调控的化肥全部由市农资公司经营。农业“三站”直接向农户开展技术推广、有偿技术服务所需的化肥，由农资公司按对县调拨价供应，也可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但不得转手倒卖。企业自销须在完成省、市调控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只能销售给有化肥经营权的单位和生产
企业。
（十三）为确保我市总量平衡和品种调剂确需进口的化肥，由市化工医保进出口总公司统一代理，市农资公司统一经营。国家和省分配我市的化肥进口配额，除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以外，市计委全部下达给市农资公司，市农资公司要及时组织定货。捐赠和其他渠道入境的化肥，由接受单
提出申请，经市计委审核同意，市农资公司按规定组织进口。

四、价格管理
（十四）市对化肥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费率，要严格监审。各市小化肥厂生产的小尿素的出厂价格，由市物价局按省规定办法确定。各市生产的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复合肥、钾肥等，由市物价局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出厂、销售中准价和浮动幅度，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
省物价局备案。
（十五）化肥厂自销的小尿素、除销给混配肥生产企业直接按出厂价执行外，其它严格分对象作价。农资经营单位外采，中央、省直供及其他部门从国家争取到的化肥，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
（十六）化肥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加收其它费用，实行明码标价，提高价格透明度。
五、农药和农膜流通体制改革
（十七）农药主要由市农资公司和基层供销社经营；农业“三站”直接面向农户开展技术推广、有偿技术服务所需的农药，由市农资公司按调拨价供应，也可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但不得转手倒卖；农药生产企业可以自销农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经营农药。农药生产、经营
企业要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出厂、销售价格。
（十八）建立市级农药储备制度。储备任务由市农资公司承担。储备资金由市农业银行负责贷款，储备费用由市财政承担。
（十九）国家分配我市的农药和农药中间体进口配额，由市计委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统一组织进口。
（二十）农用薄膜原料继续实行中央、地方进口和国农原料均衡作价的办法，市塑料工业公司负责供应到定点生产企业。农用薄膜的原料均衡供应价及出厂价、零售价，由市物价局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六、组织领导
（二十一）各级政府要把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抓紧抓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十二）各有关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市财委要切实加强对改革的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市计委要做好农资供需的综合平衡，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市经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生产企业所需的原、材、燃料，补足
小化肥生产计划内用电指标缺口；金融部门对化肥等农资生产、经营企业所需的生产、收购、储备资金要给予重点支持；各级供销社要加强对农资经营企业的管理和指导，确保供应，不误农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市场、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坑农、害农行为，严肃查处不执行价格政策、乱涨价、乱加价及倒买倒卖，扰乱市场秩序的单位和个人。

七、附则
（二十三）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此之前下达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4年11月22日
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