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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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９月３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和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的愿望，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根据本协定和各自国家有效的法律、法规，采取适当措施，促进中国和韩国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第二条
一、缔约双方在进出口货物贸易有关事项，特别在以下方面享受最惠国待遇：
（一）进出口货物的一切关税，国内税收和其他税费，以及上述各种税费的征收方法，包括与进出口有关的手续和海关规定；
（二）进出口贸易的支付及这些支付的国际转让。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双方的一方为便利其边境贸易而由本国政府给予或可能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和利益。
第三条 缔约一方依照国内有关法令，对下列运进或运出其领土的另一方国家的物品免征关税及其他税费：
（一）无商业价值的样品和广告材料；
（二）加工和修理并再出口的商品及其材料；
（三）试验和实验物品；
（四）博览会和展览会展示并再运出的物品；
（五）用于再出口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特殊集装箱和包装；
（六）当地不能提供的、用于建设另一方进口的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并在规定时间内复出口的特殊工具和设备。
第四条 缔约一方的物品经过缔约另一方国家的领土运往第三国时，在有关过境的一切关税、国内税收和其他税费以及规章、手续方面，享受最惠国待遇。
第五条 缔约双方国家间有关贸易的一切支付，应根据各自国家有关的外汇管理法规，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进行结算。
第六条
一、对于缔约双方国家的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以及法人和自然人之间执行商业合同中产生的争议，双方鼓励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经过协商不能解决时，争议当事人可根据仲裁条款提交仲裁。仲裁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或与合同有关的其他协议中加以规定。
三、缔约双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鼓励当事人利用两国的仲裁机构。
四、缔约双方保证根据本国适用的法律、规章执行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
第七条 缔约双方鼓励互办有关贸易的展览会并提供便利。参加和举办上述展览会，应按照展览会所在地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条 缔约双方设立由缔约双方政府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关扩大双边贸易问题和解决有关执行本协定所发生的问题。会议轮流在北京和汉城举行。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如果在期满前至少三个月，缔约任何一方均未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或修改本协定，则本协定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发生争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韩民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岚清 韩凤洙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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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对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现象的反思
【摘要】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以下简称村委会选举），因为与人们印象中的民主颇有一些相符合的地方，如海选、秘密投票、候选人竞选演说等等，所以给一些中外人士很大的希望：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能够使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农村先行一步，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然而现实表明，现阶段的村委会选举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音符，贿选现象便是其一。在选举中买卖选票，弃权利而不用，视民主如无物，不仅是对选举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宪法民主的亵渎，有违宪之虞。要走出这种困境，就需要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加强综合治理。
【关键词】村民自治 贿选 宪法 选票 村民委员会
自从我国宪法对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性质、职责及产生办法作了明文规定，村民自治制度便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宪法制度。这在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百年立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农民摆脱了几千年来他治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性地踏上了自主与自治的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其实，对于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许多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都曾有过深刻的阐述。列宁曾指出:“委托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行民主是不够的。要立即建立民主，由群众自己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1]他还曾反问道：“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2]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其中最首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村民直接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实际中却存在着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甚至不合法，尤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轰轰烈烈的贿选现象，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村民自治基本原则。而乡镇人大在监督上的缺位或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影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
一、“贿选”滋生的现实土壤
（一） 权力断层
村民自治使乡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由“领导”变为了“指导”，这种微妙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村委会要从“对上负责”逐步转变为“对下负责”。在转型期，村委会出现了政治的断层和权力的空缺，乡镇想继续控制，村民积极要求自治，而村委会主任夹在两者之间，既要向上争取支持、扩大自身权威和权力，又要向下争取选票、获得村民的信任。政治断层中出现的“贿选”，既可能因为与乡镇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也可能由于村民自治程度尚不够高，缺乏决策力和影响力，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因此，权力断层是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政治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并不是和民主选举永远相伴而生的，而是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阶段性产物，是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村民自治程度的提高和乡村利益关系的厘清，会逐步减少、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利益驱动
对于买卖“选民证”贿选村干部之事，多数人都清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按理说，在选举村干部的问题上，如果“贿选事件”一旦败露，就会受到法律惩处，候选人对此应当害怕而不敢妄为才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如今一些候选人似乎不怕“败露”，在他们的心目中“贿选”不仅没有“违法犯罪”的概念，反而还以此为“荣”。所以，他们在选举前总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进行拉选票、请吃饭、发红包、买选民证等活动，以备“贿选”之用。对此，人们不禁会问：这个小小的“村官”为何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香馍馍”，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呢？又为何会让许多人去为其铤而走险呢？其实人们也清楚，这种“贿选”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字，其背后最大的秘密也就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土皇帝”特权思想。由此可见，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的重要土壤就是利益的驱动。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能为当选者带来一定的好处，从贿选者的动机来看，有的是为了通过当选获得工作补贴，有的是为了借此为跳板“招干”成为国家干部。[3]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分化、村集体利益的监管不严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村民自治中滋生“贿选”的经济土壤。
（三）宗族势力存在
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4]。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道路。宗族势力与贿选是双向的，在家族观念浓厚、宗族势力庞大的村庄中，仅靠贿选开道而没有宗族势力支撑的候选人，是很难顺利当选的，而一旦通过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目的，宗族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了保障。在某些地区，家族观念的盛行，宗族势力的存在，是贿选现象存在的重要土壤。
（四）程序缺陷
关于宪政，毛泽东曾经有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5]的确，没有民主即没有宪政，剥离一切表层之后，宪政就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农村政治是不是一种民主宪政政治，检验的标准即为农民参与民主的过程是否得到保障。村民对选举的结果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的大小，是决定其对待选票态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村民投票影响力的则是选举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选举过程中存在缺陷的选举程序，对村民选举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合法，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程度高，选举主持机构不施加影响，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选民所投的票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效力，那么选民就会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放弃选票或接受贿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发生贿选的地方，选举的程序基本都有缺陷。由于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而没有村委会选举法,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说,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不均衡的,似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可见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建立配套的条款与规则已成为当务之急。不难看出，选举程序的缺陷给“贿选”现象蔓延开了绿灯。
二、面对现实，现有法律束手无策？
自村民自治纳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以来，特别是村委会直接选举普遍推开后，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村委会选举制度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的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法律面对着两大缺失，即选举规则的缺失和国家对村民选举权的保障的缺失。
（一）贿选，选举规则的缺失。随着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普遍推行，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贿选不断凸现。据2007年《京华时报》报道，6月30日是三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会。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200户村民的选民证提前几天被人收走，村民称村干部为了能继续留任，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收选民证，更有村民将选民证明码标价出售。“谁买选民证，500元一张。”“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该村村口的电线杆、墙上和院门上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6]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05年4月，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岳村举行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通过初选，村民郑化建和郑金成分别以260多票和140多票当选为岳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且郑化建在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两个候选职位上的得票都是第一。然而在几天之后的正式选举中，郑金成得票多达560多张，郑化建仅赢得了280多张选票，最终落选。岳村村民反映，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同样两个人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变化，主要原因在于郑金成的贿选“拉票”[7]。这两起事件貌似不同，本质大同小异，一个是赤裸裸的金钱买卖选票，一个是通过“贿赂”变相的买卖选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违法还出卖自己的选票？其一，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群众盼富心理较强，而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候选人的承诺往往更能给村民带来希望，当前在一些地区的村民选举中，有不少“富人”正是抓住了选民的这种心理给自己造势，从而拉取选票。表面上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一旦当选却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捞取好处，从而使“草根民主”陷入“富人政治”的误区。其二，出卖选票能得到即时利益。对于还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来讲，几十元钱、一条烟远比遥不可及的选举权有诱惑力的多。但在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现代社会，选举行为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为了让选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抱负、主张和心态，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治村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些，都未被法律禁止，也未与民主和公平相悖。其实，选民通过候选人的合法活动，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增加了选举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使手里的选票更具方向性和目的性。这是选举中正当的、符合潮流的民主行为，不能与贿选混为一谈。
（二）国家对选举权保障的缺失。面对种种形式的贿选，法律是否真的束手无策？《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我们可以看到，在贿选的界定上，《村委会组织法》只规定了“村民有权向区（县）、镇（乡）及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但在界定贿选的标准上，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算得上是贿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由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这些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定性及处罚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一是没有确定违法行为认定的具体标准，二是没有规定违法行为应负的具体责任，三是没有规定违法处理的具体机关，这使得基层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法律依据不足，缺乏有力的支撑，感到诸多不便，并造成一旦出现选举受干扰和破坏行为，选民不知道究竟该向哪个机构举报？哪个机构负责查处？哪个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情况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越级上访。在实际处理中，难免造成一些部门相互推诿，使得选举中出现的一些违法问题难以得到处理和纠正。随着村委会选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此方面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
三、面对困境，应该如何跨越？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国家的民主宪政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在拥有广大农村和农民的中国，民主宪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问题向来就是参与问题：没有特别的规则，没有温室般的有利环境，没有被强制指定的结果。”[8]对我国农村来说，境况也是如此。然而，在村委会选举的过程中，众多村民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或考虑将选票出卖，没有了选票实际上就不能有效地参与，所谓的民主选举只能流于形式。综合我国农村选举现状，笔者认为，要遏制、消灭贿选，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二是村委会选举综合治理问题。
（一）细化程序、修改法律
1．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现有的《村委会组织法》缺乏详尽的程序性的规定，给贿选留下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要在程序上完善村委会选举，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化选举程序：一是在选举的准备阶段，通过制度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候选人在得到提名后应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个人简历、竞选优势、本村发展规划、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这些内容经选举委员会审核之后，如没有违法违纪的内容，就可以向选民张榜公布，接受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共同监督。二是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确立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前成立村委会选举监督小组，同时吸纳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三是在投票选举的现场，秘密划票，公开唱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四是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进一步规范化。明确将外出界定为省外，即只有投票期间在省外的选民，才可以书面委托投票。同时适当限制同一个人接受委托的人数，将贿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对于流动票箱的使用，应当明确限定于老弱病残等确实不能到现场进行投票的人。五是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后，进行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
2．在《村委会组织法》中增加司法救济的相关规定，针对村民自治司法救济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并且对相关的诉讼程序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解决好村民自治诉讼程序与其他三大诉讼程序如何协调问题，这是决定村民自治司法救济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3．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称《刑法》）相关的规定，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村委会选举。凡是对村民选举权利的侵犯都是违法的，严重的会构成犯罪。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这样，无疑加大了对贿选行为的制裁力度，有利于从法律上遏制贿选现象的发生。
（二）社会综合治理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11月7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四章 河道清障
第五章 经 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江河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的河道。
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有关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有堤防的河道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整治工程、沙洲、滩地（含耕地、林地）、行洪区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按设计洪水位确定，尚未批准规划设计的河道，按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
第四条 开发利用江河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的河道主管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
第六条 河道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省河道主管机关对全省主要江河的河道实施管理；其他河流的河道由各市（州、地）、县（市、区）河道主管机关按行政区划分级管理。
主要江河的划定，由省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河道主管机关及河道监察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对河道的保护，严格实行监督与管理，执行防洪调度命令，维护河道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九条 各级河道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及其他有关技术要求，按河道管理权限编制河道整治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河道主管机关备案。
沿河城市在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时，其城市河道整治专业规划应由河道主管机关依据流域、防洪和河道整治规划组织编制，并报上级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利用以及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的整治规划，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运的通畅。
第十一条 在进行河道整治时，涉及航道的，应当兼顾航运的需要，并事先征求交通部门对有关设计和规划的意见。
交通部门进行航道整治，应当符合防洪安全要求，并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对有关设计和规划的意见。
第十二条 河道整治、堤防加固取土需要占用的土地，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因整治河道所增加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于移民安置和河道整治工程。
第十三条 在河道上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确定的河宽进行。
跨越河道的管道、线路的净空高度必须符合防洪要求。
第十四条 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建设项目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
第十五条 堤防上新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工程竣工后，必须经河道主管机关验收合格方可启用，并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在堤防上已建前款所指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由原建设单位改建或维修。
第十六条 确需利用堤顶或者戗台兼做道路的，需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该堤段路面由交通或有关部门修建和养护。
堤防或戗台道路泥泞期间以及不做道路的堤防禁止车辆通行，但防汛抢险车辆除外。
跨越堤顶的各种道路，必须填筑引道。
第十七条 界河（国境、省境界河除外）和跨行政区的河流，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上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禁止单方面在河道内修建排水、引水、蓄水等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现已给对岸或上、下游造成危害的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及河道整治工程，由原建设单位负责采取补救措施，不能采取补救措施的，应当限期拆除。
第十八条 堤坡只准种植草皮或灌木，不得种植乔木。
堤上已有的乔木，限期由树木所有者连根清除，并回填夯实；限期不清除的乔木，由河道主管机关负责清除，并由树木所有者负担清除所需费用。
限期清除决定由河道主管机关下达。
第十九条 护堤护岸工程林木，由河道主管机关组织营造和管理。
城市城区河段堤防的绿化，可由城市建设部门依照河道整治规划负责营造和管理。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应当符合江河行洪、输水和航运的要求；滩地的利用，应当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规划，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下列标准划定护堤地：
主要江河堤防迎水面30米至50米，背水面5米至15米；其他河流堤防迎水面15米至30米，背水面5米至10米。
第二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国家和集体的河道堤防（包括堤防管理房，堤防里程桩）、护岸、闸坝等水利工程以及防汛通讯、照明、水文监测、测量等设施和护堤护岸工程林草，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毁坏。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组织河道管理人员定期对河道堤防进行巡查，及时清除鼠洞、蚁穴等隐患，修复片堤、滑坡等险段。
第二十三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修建围堤、阻水渠道和阻水道路等建筑物；
（二）种植树木和高杆农作物（护堤护岸工程林木除外）；
（三）设置拦河渔具；
（四）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第二十四条 严禁在堤防和护堤地上开荒种地、修渠、打井、取土、采石、爆破、修窑、建房（堤防管理房除外）、堆放杂物、放牧、埋坟、晒粮、开展集市贸易（城区堤路结合的堤防除外）、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影响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包括堤防和护堤地）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和建筑设施及其他占滩行为；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从事前款第（一）项所列采砂、取土、淘金等生产活动的，必须在取得采砂（取土、淘金）许可证后，按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江河故道、旧堤、原有河道工程设施等，非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填、堵、占用或拆毁。
第二十七条 护堤护岸工程林木不准皆伐。更新或间伐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因抗洪抢险急需砍伐林木的，应在汛后补办手续。
第二十八条 为紧急抗旱必须在河道内临时筑坝时，须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抗旱过后，由原筑坝单位及时拆除。
第二十九条 向河道排污的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河道主管机关的同意。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开展河道水质监测工作，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禁止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排涝泵站等防洪除涝设施，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河道管理单位的正常工作。
第四章 河道清障
第三十一条 河道清障实行“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
第三十二条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清障计划和实施方案，由防汛指挥部责令设障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部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部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三十三条 主要江河的清障任务由省防汛指挥部下达；中、小河流的清障任务由市（州、地）防汛指挥部下达。
第三十四条 河道行洪区内已有的护岸林，要按顺水流方向间伐成林带（行距不小于5米，按30米宽划分林带，林带间距不小于15米）。其他已有的阻水林，要限期清除。
第三十五条 对阻水严重的码头、道路、输水渠、拦河坝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河道的防洪标准，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意见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责成原建设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
对于阻水的桥梁，按规定的防洪标准，桥前壅水高度10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的，加高壅水回水范围内的两岸堤防；桥前壅水高度30厘米以上的，由建设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
第五章 经 费
第三十六条 河道堤防的防汛岁修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省财政和市（州、地）、县（市、区）财政负担，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七条 受益范围明确的堤防、护岸、水闸和排涝工程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农林户以及利用堤防、护岸、滩地的单位或个人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收费的具体标准和计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淘金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
第三十九条 河道主管机关收取的费用，用于河道的管理、维修和设施的更新改造。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者挪作他用。
第四十条 河道两岸的城镇和农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堤防保护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义务出工，对河道堤防工程进行维修和加固，或者对河道进行治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倾倒废弃物和设置障碍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并视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种植树木和高杆农作物、设置拦河渔具以及设置其他阻水障碍物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在河滩地上挖筑鱼塘、修建厂房和建筑设施，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废弃物以及有其他占滩行为的，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三）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或者修建水工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没收其非法收入；对采砂、取土的并按每立方米5元至10元处以罚款；淘金的，并按每采剥一立方米0．2元至0．5元处以罚款；
（二）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没收非法收入；对采砂、取土的并按每立方米3元至5元处以罚款；淘金的，并按每采剥一立方米0．1元至0．2元处以罚款；对拒不改正的加倍予以罚款，并吊销采砂（取土、淘金）许可证
。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堤防和护堤地上从事生产、经营和建设活动，危害堤防安全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开荒种地、放牧、晒粮、堆放杂物、设点经商，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建房、修窑、开渠、钻探、打井、采石、取土、埋坟，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三）爆破、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挖筑鱼塘的，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河道工程设施或干扰河道管理工作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河道管理人员干扰河道管理工作，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滥伐、盗伐护堤护岸工程林木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按所砍伐林木价格的五倍至十倍处以罚款；
（三）损毁防汛通讯、照明、水文监测和测量等设施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后果严重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以2000元至5000元罚款；
（四）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后果严重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以2000元至100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河道主管机关执行。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经济损失的，受害方可以请求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九条 河道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监察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颁布的《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我省在本条例之前制定的有关河道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与本条例有关规定相抵触的，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1992年11月10日
——对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现象的反思
【摘要】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以下简称村委会选举），因为与人们印象中的民主颇有一些相符合的地方，如海选、秘密投票、候选人竞选演说等等，所以给一些中外人士很大的希望：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能够使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农村先行一步，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然而现实表明，现阶段的村委会选举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音符，贿选现象便是其一。在选举中买卖选票，弃权利而不用，视民主如无物，不仅是对选举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宪法民主的亵渎，有违宪之虞。要走出这种困境，就需要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加强综合治理。
【关键词】村民自治 贿选 宪法 选票 村民委员会
自从我国宪法对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性质、职责及产生办法作了明文规定，村民自治制度便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宪法制度。这在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百年立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农民摆脱了几千年来他治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性地踏上了自主与自治的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其实，对于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许多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都曾有过深刻的阐述。列宁曾指出:“委托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行民主是不够的。要立即建立民主，由群众自己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1]他还曾反问道：“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2]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其中最首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村民直接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实际中却存在着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甚至不合法，尤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轰轰烈烈的贿选现象，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村民自治基本原则。而乡镇人大在监督上的缺位或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影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
一、“贿选”滋生的现实土壤
（一） 权力断层
村民自治使乡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由“领导”变为了“指导”，这种微妙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村委会要从“对上负责”逐步转变为“对下负责”。在转型期，村委会出现了政治的断层和权力的空缺，乡镇想继续控制，村民积极要求自治，而村委会主任夹在两者之间，既要向上争取支持、扩大自身权威和权力，又要向下争取选票、获得村民的信任。政治断层中出现的“贿选”，既可能因为与乡镇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也可能由于村民自治程度尚不够高，缺乏决策力和影响力，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因此，权力断层是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政治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并不是和民主选举永远相伴而生的，而是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阶段性产物，是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村民自治程度的提高和乡村利益关系的厘清，会逐步减少、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利益驱动
对于买卖“选民证”贿选村干部之事，多数人都清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按理说，在选举村干部的问题上，如果“贿选事件”一旦败露，就会受到法律惩处，候选人对此应当害怕而不敢妄为才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如今一些候选人似乎不怕“败露”，在他们的心目中“贿选”不仅没有“违法犯罪”的概念，反而还以此为“荣”。所以，他们在选举前总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进行拉选票、请吃饭、发红包、买选民证等活动，以备“贿选”之用。对此，人们不禁会问：这个小小的“村官”为何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香馍馍”，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呢？又为何会让许多人去为其铤而走险呢？其实人们也清楚，这种“贿选”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字，其背后最大的秘密也就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土皇帝”特权思想。由此可见，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的重要土壤就是利益的驱动。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能为当选者带来一定的好处，从贿选者的动机来看，有的是为了通过当选获得工作补贴，有的是为了借此为跳板“招干”成为国家干部。[3]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分化、村集体利益的监管不严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村民自治中滋生“贿选”的经济土壤。
（三）宗族势力存在
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4]。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道路。宗族势力与贿选是双向的，在家族观念浓厚、宗族势力庞大的村庄中，仅靠贿选开道而没有宗族势力支撑的候选人，是很难顺利当选的，而一旦通过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目的，宗族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了保障。在某些地区，家族观念的盛行，宗族势力的存在，是贿选现象存在的重要土壤。
（四）程序缺陷
关于宪政，毛泽东曾经有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5]的确，没有民主即没有宪政，剥离一切表层之后，宪政就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农村政治是不是一种民主宪政政治，检验的标准即为农民参与民主的过程是否得到保障。村民对选举的结果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的大小，是决定其对待选票态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村民投票影响力的则是选举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选举过程中存在缺陷的选举程序，对村民选举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合法，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程度高，选举主持机构不施加影响，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选民所投的票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效力，那么选民就会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放弃选票或接受贿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发生贿选的地方，选举的程序基本都有缺陷。由于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而没有村委会选举法,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说,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不均衡的,似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可见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建立配套的条款与规则已成为当务之急。不难看出，选举程序的缺陷给“贿选”现象蔓延开了绿灯。
二、面对现实，现有法律束手无策？
自村民自治纳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以来，特别是村委会直接选举普遍推开后，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村委会选举制度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的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法律面对着两大缺失，即选举规则的缺失和国家对村民选举权的保障的缺失。
（一）贿选，选举规则的缺失。随着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普遍推行，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贿选不断凸现。据2007年《京华时报》报道，6月30日是三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会。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200户村民的选民证提前几天被人收走，村民称村干部为了能继续留任，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收选民证，更有村民将选民证明码标价出售。“谁买选民证，500元一张。”“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该村村口的电线杆、墙上和院门上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6]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05年4月，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岳村举行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通过初选，村民郑化建和郑金成分别以260多票和140多票当选为岳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且郑化建在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两个候选职位上的得票都是第一。然而在几天之后的正式选举中，郑金成得票多达560多张，郑化建仅赢得了280多张选票，最终落选。岳村村民反映，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同样两个人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变化，主要原因在于郑金成的贿选“拉票”[7]。这两起事件貌似不同，本质大同小异，一个是赤裸裸的金钱买卖选票，一个是通过“贿赂”变相的买卖选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违法还出卖自己的选票？其一，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群众盼富心理较强，而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候选人的承诺往往更能给村民带来希望，当前在一些地区的村民选举中，有不少“富人”正是抓住了选民的这种心理给自己造势，从而拉取选票。表面上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一旦当选却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捞取好处，从而使“草根民主”陷入“富人政治”的误区。其二，出卖选票能得到即时利益。对于还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来讲，几十元钱、一条烟远比遥不可及的选举权有诱惑力的多。但在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现代社会，选举行为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为了让选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抱负、主张和心态，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治村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些，都未被法律禁止，也未与民主和公平相悖。其实，选民通过候选人的合法活动，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增加了选举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使手里的选票更具方向性和目的性。这是选举中正当的、符合潮流的民主行为，不能与贿选混为一谈。
（二）国家对选举权保障的缺失。面对种种形式的贿选，法律是否真的束手无策？《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我们可以看到，在贿选的界定上，《村委会组织法》只规定了“村民有权向区（县）、镇（乡）及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但在界定贿选的标准上，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算得上是贿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由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这些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定性及处罚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一是没有确定违法行为认定的具体标准，二是没有规定违法行为应负的具体责任，三是没有规定违法处理的具体机关，这使得基层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法律依据不足，缺乏有力的支撑，感到诸多不便，并造成一旦出现选举受干扰和破坏行为，选民不知道究竟该向哪个机构举报？哪个机构负责查处？哪个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情况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越级上访。在实际处理中，难免造成一些部门相互推诿，使得选举中出现的一些违法问题难以得到处理和纠正。随着村委会选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此方面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
三、面对困境，应该如何跨越？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国家的民主宪政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在拥有广大农村和农民的中国，民主宪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问题向来就是参与问题：没有特别的规则，没有温室般的有利环境，没有被强制指定的结果。”[8]对我国农村来说，境况也是如此。然而，在村委会选举的过程中，众多村民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或考虑将选票出卖，没有了选票实际上就不能有效地参与，所谓的民主选举只能流于形式。综合我国农村选举现状，笔者认为，要遏制、消灭贿选，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二是村委会选举综合治理问题。
（一）细化程序、修改法律
1．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现有的《村委会组织法》缺乏详尽的程序性的规定，给贿选留下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要在程序上完善村委会选举，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化选举程序：一是在选举的准备阶段，通过制度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候选人在得到提名后应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个人简历、竞选优势、本村发展规划、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这些内容经选举委员会审核之后，如没有违法违纪的内容，就可以向选民张榜公布，接受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共同监督。二是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确立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前成立村委会选举监督小组，同时吸纳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三是在投票选举的现场，秘密划票，公开唱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四是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进一步规范化。明确将外出界定为省外，即只有投票期间在省外的选民，才可以书面委托投票。同时适当限制同一个人接受委托的人数，将贿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对于流动票箱的使用，应当明确限定于老弱病残等确实不能到现场进行投票的人。五是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后，进行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
2．在《村委会组织法》中增加司法救济的相关规定，针对村民自治司法救济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并且对相关的诉讼程序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解决好村民自治诉讼程序与其他三大诉讼程序如何协调问题，这是决定村民自治司法救济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3．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称《刑法》）相关的规定，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村委会选举。凡是对村民选举权利的侵犯都是违法的，严重的会构成犯罪。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这样，无疑加大了对贿选行为的制裁力度，有利于从法律上遏制贿选现象的发生。
（二）社会综合治理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11月7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四章 河道清障
第五章 经 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江河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的河道。
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有关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有堤防的河道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整治工程、沙洲、滩地（含耕地、林地）、行洪区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按设计洪水位确定，尚未批准规划设计的河道，按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
第四条 开发利用江河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的河道主管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
第六条 河道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省河道主管机关对全省主要江河的河道实施管理；其他河流的河道由各市（州、地）、县（市、区）河道主管机关按行政区划分级管理。
主要江河的划定，由省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河道主管机关及河道监察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对河道的保护，严格实行监督与管理，执行防洪调度命令，维护河道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九条 各级河道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及其他有关技术要求，按河道管理权限编制河道整治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河道主管机关备案。
沿河城市在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时，其城市河道整治专业规划应由河道主管机关依据流域、防洪和河道整治规划组织编制，并报上级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利用以及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的整治规划，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运的通畅。
第十一条 在进行河道整治时，涉及航道的，应当兼顾航运的需要，并事先征求交通部门对有关设计和规划的意见。
交通部门进行航道整治，应当符合防洪安全要求，并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对有关设计和规划的意见。
第十二条 河道整治、堤防加固取土需要占用的土地，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因整治河道所增加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于移民安置和河道整治工程。
第十三条 在河道上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确定的河宽进行。
跨越河道的管道、线路的净空高度必须符合防洪要求。
第十四条 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建设项目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
第十五条 堤防上新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工程竣工后，必须经河道主管机关验收合格方可启用，并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在堤防上已建前款所指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由原建设单位改建或维修。
第十六条 确需利用堤顶或者戗台兼做道路的，需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该堤段路面由交通或有关部门修建和养护。
堤防或戗台道路泥泞期间以及不做道路的堤防禁止车辆通行，但防汛抢险车辆除外。
跨越堤顶的各种道路，必须填筑引道。
第十七条 界河（国境、省境界河除外）和跨行政区的河流，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上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禁止单方面在河道内修建排水、引水、蓄水等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现已给对岸或上、下游造成危害的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及河道整治工程，由原建设单位负责采取补救措施，不能采取补救措施的，应当限期拆除。
第十八条 堤坡只准种植草皮或灌木，不得种植乔木。
堤上已有的乔木，限期由树木所有者连根清除，并回填夯实；限期不清除的乔木，由河道主管机关负责清除，并由树木所有者负担清除所需费用。
限期清除决定由河道主管机关下达。
第十九条 护堤护岸工程林木，由河道主管机关组织营造和管理。
城市城区河段堤防的绿化，可由城市建设部门依照河道整治规划负责营造和管理。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应当符合江河行洪、输水和航运的要求；滩地的利用，应当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规划，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下列标准划定护堤地：
主要江河堤防迎水面30米至50米，背水面5米至15米；其他河流堤防迎水面15米至30米，背水面5米至10米。
第二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国家和集体的河道堤防（包括堤防管理房，堤防里程桩）、护岸、闸坝等水利工程以及防汛通讯、照明、水文监测、测量等设施和护堤护岸工程林草，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毁坏。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组织河道管理人员定期对河道堤防进行巡查，及时清除鼠洞、蚁穴等隐患，修复片堤、滑坡等险段。
第二十三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修建围堤、阻水渠道和阻水道路等建筑物；
（二）种植树木和高杆农作物（护堤护岸工程林木除外）；
（三）设置拦河渔具；
（四）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第二十四条 严禁在堤防和护堤地上开荒种地、修渠、打井、取土、采石、爆破、修窑、建房（堤防管理房除外）、堆放杂物、放牧、埋坟、晒粮、开展集市贸易（城区堤路结合的堤防除外）、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影响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包括堤防和护堤地）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和建筑设施及其他占滩行为；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从事前款第（一）项所列采砂、取土、淘金等生产活动的，必须在取得采砂（取土、淘金）许可证后，按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江河故道、旧堤、原有河道工程设施等，非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填、堵、占用或拆毁。
第二十七条 护堤护岸工程林木不准皆伐。更新或间伐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因抗洪抢险急需砍伐林木的，应在汛后补办手续。
第二十八条 为紧急抗旱必须在河道内临时筑坝时，须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抗旱过后，由原筑坝单位及时拆除。
第二十九条 向河道排污的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河道主管机关的同意。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开展河道水质监测工作，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禁止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排涝泵站等防洪除涝设施，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河道管理单位的正常工作。
第四章 河道清障
第三十一条 河道清障实行“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
第三十二条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清障计划和实施方案，由防汛指挥部责令设障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部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部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三十三条 主要江河的清障任务由省防汛指挥部下达；中、小河流的清障任务由市（州、地）防汛指挥部下达。
第三十四条 河道行洪区内已有的护岸林，要按顺水流方向间伐成林带（行距不小于5米，按30米宽划分林带，林带间距不小于15米）。其他已有的阻水林，要限期清除。
第三十五条 对阻水严重的码头、道路、输水渠、拦河坝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河道的防洪标准，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意见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责成原建设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
对于阻水的桥梁，按规定的防洪标准，桥前壅水高度10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的，加高壅水回水范围内的两岸堤防；桥前壅水高度30厘米以上的，由建设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
第五章 经 费
第三十六条 河道堤防的防汛岁修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省财政和市（州、地）、县（市、区）财政负担，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七条 受益范围明确的堤防、护岸、水闸和排涝工程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农林户以及利用堤防、护岸、滩地的单位或个人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收费的具体标准和计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土料，淘金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
第三十九条 河道主管机关收取的费用，用于河道的管理、维修和设施的更新改造。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者挪作他用。
第四十条 河道两岸的城镇和农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堤防保护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义务出工，对河道堤防工程进行维修和加固，或者对河道进行治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倾倒废弃物和设置障碍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并视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种植树木和高杆农作物、设置拦河渔具以及设置其他阻水障碍物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在河滩地上挖筑鱼塘、修建厂房和建筑设施，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废弃物以及有其他占滩行为的，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三）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或者修建水工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没收其非法收入；对采砂、取土的并按每立方米5元至10元处以罚款；淘金的，并按每采剥一立方米0．2元至0．5元处以罚款；
（二）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没收非法收入；对采砂、取土的并按每立方米3元至5元处以罚款；淘金的，并按每采剥一立方米0．1元至0．2元处以罚款；对拒不改正的加倍予以罚款，并吊销采砂（取土、淘金）许可证
。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堤防和护堤地上从事生产、经营和建设活动，危害堤防安全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开荒种地、放牧、晒粮、堆放杂物、设点经商，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建房、修窑、开渠、钻探、打井、采石、取土、埋坟，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三）爆破、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挖筑鱼塘的，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河道工程设施或干扰河道管理工作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河道管理人员干扰河道管理工作，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滥伐、盗伐护堤护岸工程林木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按所砍伐林木价格的五倍至十倍处以罚款；
（三）损毁防汛通讯、照明、水文监测和测量等设施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后果严重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以2000元至5000元罚款；
（四）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后果严重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以2000元至100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河道主管机关执行。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经济损失的，受害方可以请求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九条 河道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监察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颁布的《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我省在本条例之前制定的有关河道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与本条例有关规定相抵触的，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1992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