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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情与审判要旨

　　原告李某于2011年2月日在江苏省淮安市花鸟市场购得一只博美犬，2011年7月6日，该博美犬丢失。2011年7月17日晚10时左右，原告李某发现被告钱某怀抱一只博美犬，原告李某认为被告钱某怀抱的博美犬系其7月6日下午丢失的，而被告钱某主张该博美犬系其几天前出资购买的。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在公安机关调解期间，双方因对补偿款数额不能达成一致，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博美犬，并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原告的律师代理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是否能够以其为善意受让人进行抗辩？2、原告是否应对被告所付的费用予以补偿？被告所付的合理费用如何认定。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所购买的博美犬确系原告所遗失。法院认为，遗失物的所有权人不因其对遗失物在遗失期间的不能占有和控制而导致其对遗失物的所有权丧失，因此，原告李某要求被告钱某返还争议博美犬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李某应对被告钱某通过市场交易取得争议博美犬的相关费用予以补偿，被告所付的费用包含购买博美犬时的对价以及喂养博美犬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钱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争议博美犬返还给原告李某，原告李某同时补偿被告钱某因购买博美犬所支付的对价以及遗失期间的合理喂养费用等合计1000元。

　　二、本案所涉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所有权人能否向善意有偿取得遗失物的受让人主张追回遗失物以及所有权人应当向受让人支付哪些费用等问题。现分析如下：

　　1、追回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有权人能否向善意有偿取得遗失物的受让人主张追回遗失物？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笔者认为，物虽遗失，但基于该物所产生的权能并未丧失，他人占有该遗失物的，系无权占有。无论遗失物的实际占有人是否善意有偿占有遗失物，作为遗失物的所有权人都有权要求占有人返还遗失物。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作了规定，但该条中亦作了除外规定，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该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所有权人追回遗失物的相关规定即属于除外规定，也就是说，遗失物的善意取得受到限制。本案中，原告李某的博美犬丢失后，被告钱某通过市场买卖行为，实际占有了原告李某的遗失物，但作为该遗失物的所有权人李某，其对遗失物的所有权并不因该遗失物的遗失事实而丧失。因此，原告李某要求被告钱某返还该遗失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受让人以其系善意有偿取得该遗失物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2、遗失物所有权人应补偿受让人合理费用。所有权人应当向受让人支付哪些费用？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但手然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在审判实践中，对法律规定的“所付的费用”作何理解，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予以分析。（1）受让对价。遗失物事由善意取得人在拍卖市场、公共市场或者在贩卖与其物同类之物的商人处购得的，遗失人偿还其购买的对价，方能取回原物，这一点已无争议。本案中，被告钱某在花鸟市场通过对价交易购得遗失物，应当认定为受让人通过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情形。因此，原告李某应对被告钱某购买遗失物的对价予以补偿。当然，若权利人能够证明受让人在受让时明知系遗失物仍购买的，则另当别论。（2）其他合理费用。除了购买遗失物的对价，在管理遗失物期间所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是否应予补偿呢？《物权法》对此无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权利人亦对除了“对价”之外的费用不予认可。笔者认为，既然遗失物在遗失期间的所有权并未丧失，则善意取得人对遗失物在遗失期间进行的管理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其因管理遗失物产生了避免所有权人利益受损的后果，由此产生无因管理之债。我国《物权法》所规定“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中，并未明确规定“所付的费用”范围仅限于受让人购买遗失物时的对价。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有必要对法律规定中的“所付的费用”作扩大解释，即管理遗失物所产生的合理的无因管理费用亦在受让人所付的费用范围之列，应在权利人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时予以补偿，不再要求受让人单独就其无因管理费用向权利人主张，这样做有利于解决争议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案中的遗失物系宠物，在受让人管理该宠物期间所产生的喂养遗失物的费用属于合理费用范畴，应由权利人在请求受让人返还原物时予以适当补偿。至于受让人为照顾遗失物购买的狗房、狗链等费用，并非受让人为照料遗失物所必然需要发生的费用，亦非受让人为了追求达到避免权利人利益受损目的而发生，故不能认定为无因管理费用。并非所有的遗失物在被受让人占有期间均产生无因管理费用，对是否属于合理、必然的无因管理费用，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加以审查，予以区别对待。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管辖权审查程序略论
　　　　　　　　　　　　　　　——以证据规则之适用为基本维度

　　摘要：民事审判管辖是民事纠纷系属于特定人民法院进行解决的首要条件之一，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管辖权审查立足于立案程序，展开于起诉审查。但是，由于学界与实务界对管辖之属性存在一定误解，加之管辖与起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导致了管辖权审查司法实践矛盾丛生、程序虚无。是故，应当对之进行改革与完善。基本思路是：调整起诉制度，将管辖权之审查移至审判程序中进行并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来约束当事人与法官的等。

　　一、导言

　　管辖是法院系统内部各级法院，同级法院之间对民事案件受理上的权限与分工。而确定一个公正中立的管辖法院并设置足以消除当事人对管辖法院公正性怀疑的机制，正是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中心任务。［1］同时，能否正确高效的确定管辖权，将直接决定着民事纠纷能否进入一个确定合适的诉讼程序，并予以公正解决。由此可见，管辖权的确定是实现正义的首要因素之一。然而，从人民法院依据证据来认定事实、做出裁判这一角度来讲，证据则是整个民事诉讼的核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边沁才指出证据为正义之基础（Evidence is the basic of jurtice）”。［2］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对相关诉讼理念存在误识，加之管辖权审查周边制度存在缺陷，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管辖权仅仅依职权单方面，形式化、程序化审查的格局，因此几乎不涉及证据规则的适用。 但是随着理论认识的不断纠正与深入、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这种格局亟待改观。

　　二、管辖问题之理论分析

　　(一) 管辖实践矛盾丛生——证据规则适用的现实需求

　　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商事审判管辖秩序方面问题非常突出，表现如下：在当事人方面，规避法律管辖规定的问题屡见不鲜，如受利益驱动故意增加或减少诉讼标的金额，规避级别管辖；滥设被告，争抢案件管辖权，搞地方保主义；任意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无管辖权的第三人取得管辖权；混淆事件性质和诉讼案由规避管辖等等。［3］在裁判方面，制造管辖争议的现象屡禁不止。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就同一诉讼重复受理，重复审判，造成判决矛盾，引起执行冲突；倒签立案日期，与异地法院争管辖；上级法院对管辖争议尚未解决，或者同级法院正在就管辖正义进行协议中，即抢先裁判，制造既定事实；违背法院主管的法律规定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争抢案件管辖等等。［4］

　　概括分析上述现象，笔者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管辖实践存在的大量问题，除了管辖制度自身不合理外，未将管辖问题纳入诉讼证明，或者未适用证据规则来约束当事人和法官，未设置一项透明、各方主体充分参与并可对等抗辩的程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此，证据规则的适用便成为解决管辖问题的一种特殊需求。

　　三、管辖属性之再认识——证据规则适用的契机

　　管辖在我国学界及司法实践当中均被认作程序法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管辖权之有无采取程序化、形式化（法官依职权单方面审查）处理的作法，也正是将管辖视为程序法事实的一种表现。但是，大多数法官具有这样一种倾向——既然管辖属于程序法事实，就无需对之进行严格的诉讼证明，实践中，也就谈不上证据规则之适用。其实这样的认识与做法是对管辖属性与诉讼证明对象的一种误解。

　　首先，管辖属于程序法事实；再次，管辖属于诉讼证明之对象。管辖属于程序事项已是共识。但对于管辖是否属于诉讼证明对象则应进行析明。民事诉讼证明对象上主要涉及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程序法事实是指对解决诉讼程序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如诉讼法规定的引起诉讼权利义务发生、变更的事实。对于程序法事实是否属于诉讼证明对象，我国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和有限肯定说四种观点。大部分学者均坚持了肯定说，至少是有限肯定说。 程序法事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当事人向法院主张后，才需要证明的，如关于有仲裁协议或协议管辖的事实，关于耽误期限有正当理由之事实等；另一种是不需要当事人主张，法院应主动予以查明的，如提起诉讼的原告是否是本案正当当事人，受诉法院是否对案件有管辖权。“我们认为，前一种程序法事实需要主张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应当作为证明对象；后一种程序法事实，虽然是由法院主动查明的，但确定这些事实存在与否，对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意义，固而它们也应当成为证明对象”。［5］“学说上一般认为具有公益性色彩之事项，如诉讼要件，自行回避原因，实体法之解释等，均为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项。法院对此等事项存否有疑义时，仍须由当事人搜集证据（辩论主义）或说由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即职权主义）以判断之。因此，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项亦为证明之对象”。［6］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事实，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事实，都需要获得证明。［7］证据规则适用主要涉及实体问题。从表面上看，管辖问题似乎离实体比较远，但实际上管辖问题同样涉及实体的问题。［8]所以，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必然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由法官单方面对管辖权进行形式化、程序化审查的原因，除误识了诉讼证明对象之外，也是因为长期受到程序虚无倾向的误导。理论上认为，与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相呼应，在证明标准上有证明与疏明之分。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可能产生实质影响以及可能对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会产生实质影响的程序事实，当事人应运用证据证明。疏明之对象仅限于某些与实体权利义务无关，但程序上需要解决的事实。据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认为管辖属于无须严格证明的程序法事实，法官只需依职权进行疏明，达到大体确信即可。“学界大多学者均认为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实” 。德、日通说认为对此事实项（法官职权调查事项）只须自由的证明即可，不必如当事人主张之事实。即言之，对于证据方法及调查程序，由法院自由裁量，以简易程序为之即可”。［9］即便如此，管辖权之存否亦为诉讼证明之对象，只不过可以以简易程序来进行。然而在我国实践当中，这种“简易程序”被简化到了几近虚无，诉讼证明也流于形式。

　　根据前文分析，笔者以为，在我国管辖实践当中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法官未将管辖纳入诉讼证明之范围（即认为它不属于证明对象范畴）。第二种可能是，法官虽将之作为证明对象但只是依据简易程序作了简单的程序处理。 无论哪种情况，均将置管辖权审查于困境之中，而证据规则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的严格适用却可以使其超脱困境。

　　证据规则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的严格适用可以彰显以下几点价值：

　　1．体现与张扬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证据规则之适用要求当事人能够充分参与程序，并在对抗模式下去完成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之事实主张。（这样可对实践中当事人方面规避管辖问题予合理解决）

　　2．证据规则之适用有助于约束法官并指导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与运用。（这样既可以消除当事人方面的规避管辖的问题又可以约束法官，防止法院之间争夺管辖权等恣意妄为行为）

　　3．证据规则之适用要求建立一项明确公开之程序来改变以前封闭的程序环境，这将有助于司法公开原则之贯彻，有利于保障与实现公正。司法公开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公开审查、审理、审判、执行等方式，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公众公开其司法情况的一切活动。［10］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适用证据规则可以保障并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所以管辖权审查程序也就应该具有公开性。所以，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合理性。

　　基于以上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管辖应该属于诉讼证明之对象，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之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三、管辖证据规则适用之程序设计

　　（一）起诉制度的调整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管辖权的核定，主要体现在起诉制度当中。我国民诉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条规定，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就应当审查确定的事项。然而这样的规定，实质是将实体制决要件等同于起诉条件以及诉讼开始条件。［11］对于大多数民事案件而言，由于其公益性较弱，所以当事人提出抗辩或异议时，法院才进行调查，也就是说法院通常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且当事人也不得以合意或放弃责问权等方法阻止法院调查，也并不直接涉及如何分配，提出事实和证据责任问题。［12］由此，管辖权审查之司法实践一般只是法官单方面、简单程序化、形式化处理的过程，证据规则也就无用武之地，除管辖异议外，当事人无法介入，也无辩论性可言。

　　所以，笔者以为实践中对管辖权之存否由法官单方面进行程序化、形式化审查的做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起诉制度不合理和程序虚无化倾向的误导。故而，有必要对起诉制度重新设计，对管辖权审查程序进行重构。具体做法就是将管辖权及当事人适格等实体判决要件与起诉要件相剥离 ，同时，在审判程序中并行审理管辖等实体判决要件和实体争议。［13］这样的改革将有效消解管辖实践中的诸多矛盾。

　　(二) 程序的设计

　　1．诉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