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市档案管理办法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
萍乡市人民政府
萍府发〔2002〕18号
萍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萍乡市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驻萍中央、省属各单位：
《萍乡市档案管理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第6次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萍乡市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档案管理，确保档案的安全完整和有效利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江西省档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档案的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和公布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建设列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保障档案事业发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和目标管理，创造必要条件，依法保障档案工作的开展。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执行；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四）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培训。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档案室，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方针、政策；
（二）集中管理本机关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及与档案有关的资料；
（三）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掌握所辖范围档案工作情况，定期向县（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和档案资料目录；
（五）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利用。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人员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工作，并为档案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本单位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二）指导本单位文件、资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
（三）集中统一管理本单位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四）开展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创造条件，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与现代化；
（五）监督、指导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
第九条 市、县（区）各类档案馆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档案馆的设置原则和布局规定。
市、县（区）国家档案馆的设置，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的设置，经同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的设置，由企业自主决定或者经其主管部门批准，报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市、县（区）各类档案馆按照《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档案登记。市、县（区）、乡（镇、街）各类档案馆（室）应当按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做好档案统计工作。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按国家、省规定应当归档的材料，由本单位文书或业务部门收集整理，定期交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拒绝归档或者自行销毁。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三条 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宗教等活动和重要人物、杰出人物在其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档案，承办单位应当做好收集、整理工作，并在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向所在地同级国家档案馆移交。
承办前款所述重大活动的单位应当通知同级国家档案馆派专人进行录像、摄影。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并通知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接受有关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一）行政区划变动的；
（二）机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的；
（三）组织实施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
（四）组织实施重大普查活动的；
（五）举办或者承办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活动的；
（六）发现重要、珍贵档案和资料的；
（七）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下列规定将已规范化整理的档案和与档案有关的资料，齐全完整地移交给有关档案馆：
（一）列入设区市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10年向市档案馆移交；
（二）列入县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5年向县（区）档案馆移交；
（三）列入专门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6个月内向专门档案馆移交；
（四）列入部门档案馆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的次年6月底前向部门档案馆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移交。
第十六条 列入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需要提前或者延长移交期限的，应当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一）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需要延长移交期限的；
（二）未到移交期限的档案，在保存单位自愿的前提下，需要提前移交期限的；
（三）已撤销单位的档案或者由于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档案，需要提前移交期限的；
（四）其它需要提前或延长移交期限的。
第十七条 既是文物、图书资料又是档案的，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有关史料或者进行史料研究。
第十八条 国有企业发生改制、拍卖、破产等资产与产权变动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的规定办理档案移交工作。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终止、解散后，档案交由原中方保存或者向当地国家档案馆移交。外资企业终止、解散后档案的处置，依照国家有关外资企业档案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市、县（区）、乡（镇、街）各类档案馆（室）应当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档案用品及装具。
第二十条 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如不具备保管条件，可能导致档案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档案保管者改善其保管条件，或者经协商后，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捐赠或者出卖。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县（区）各类档案馆可以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向社会开展有偿委托代管档案服务：
（一）列入各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存的未到移交期限的档案需委托代管的；
（二）不属各档案馆接收范围的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档案需委托代管的；
（三）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时，其档案需委托代管的；
（四）其他需要委托代管档案的。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乡（镇、街）各类档案馆（室）应当定期对档案进行鉴定，对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列出销毁清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禁止擅自销毁档案。
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乡（镇、街）各类档案馆（室）对保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密级的变更和解密，必须依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转让或赠送的，须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及其复制件，不得擅自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境。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应当按《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开放，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第二十七条 市国家档案馆应当建立全市性的档案目录中心，县（区）国家档案馆应当定期向市目录中心报送档案资料目录，部门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机构应当定期向同级国家档案馆报送档案资料目录，为档案利用者提供现代化的检索服务，并逐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市、县（区）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编研人员，加强档案的研究整理，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的范围发行并提供社会利用。
第二十八条 档案的利用是指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
需要利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须经档案保存单位的同意。
需要利用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应当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
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一）需要利用党委常委会议记录、政府常务会议记录、书记或者市（县、区）长办公会议记录等原始会议记录的；
（二）需要利用涉及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尚未作出结论的；
（三）需要利用涉及民族、宗教、统战、侨务工作中内定的方针、政策的；
（四）需要利用涉及行政区域之间边界问题、山林土地和矿产资源纠纷等问题的；
（五）需要利用涉及对外科技交流、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中内部掌握的政策、策略及对具体事件的处理意见、方案的；
（六）需要利用涉及司法、监察、纪检及组织人事工作中对有关人员违纪违法的调查与具体审理情况的；
（七）除上述范围外，其他影响党和国家以及集体、他人合法利益的。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利用档案，应当遵守有关规定，不得涂改、伪造、损毁、丢失档案；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利用涉及知识产权的档案，应当征得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同意。
第三十条 市、县（区）各类档案馆应当为社会利用档案创造便利条件，对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可按国家和本省制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第三十一条 档案的公布是指通过《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或者档案记载的特定内容。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档案，档案所有者有权公布，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对寄存在档案馆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档案，未经档案所有者同意，档案馆不得提供给他人利用和公布。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档案馆藏量将档案事业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经费。
第三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地方国家档案馆建设纳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解决库容饱和、档案保管不安全等问题。档案馆建筑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第三十四条 市、县（区）、乡（镇、街）各类档案馆（室）应当配置防盗、防火、防潮、防高温、防尘、防有害生物的必要设施，并创造条件配备计算机、复印机等适应档案现代化管理需要的技术设备，逐步运用高新技术管理档案。
第三十五条 档案专职人员应当具备档案管理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依法取得相应的档案技术职称。档案专职人员未受过档案专业知识教育的，须经市人民政府档案、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凡年形成档案数量达100卷或500件以上的，应当配备档案专职管理人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可参照此标准配备档案管理人员。
第三十六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实行年检制，且不得收取年检费。具体办法由市档案局另行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监察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将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的；
（二）拒不按照国家规定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的；
（三）不按照国家有关档案技术规范要求归档或者不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扩大或者缩小档案接收范围的；
（五）不按照国家规定开放档案的；
（六）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七）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八）档案专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取得培训合格证书上岗的；
（九）对已报损毁、丢失的档案未作及时认定的；
（十）不按本办法规定进行档案登记、统计和报送档案资料目录的；
（十一）不按本办法规定做好重大活动和重要（杰出）人物档案的收集、整理、移交工作以及承办重大活动不通知同级国家档案馆的；
（十二）对明知违反《档案法》的行为不制止并隐瞒不报的。
按照《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有前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档案馆库房属二级以上危房，或者有重大火灾隐患，或者档案保管条件恶劣，对档案安全保管构成严重威胁，同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整改措施而未采取整改措施，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对同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监察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违反《档案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时，有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有上述第（四）项违法行为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档案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安源经济开发区应当按照本办法并参照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特区办、国家科委《开发区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苏州 ， 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6]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 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
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8]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9]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10]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11]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2]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 ，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 Restriction of power;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 --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 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 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 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 --Law --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 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