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东江河道河砂综合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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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绵阳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绵府办发［2004］9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科创区、经开区、农科区、仙海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绵阳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4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绵阳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推进和加强用水管理，规范水费解缴工作，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的良性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农业供水与水费征收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各用水户（单位）要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要大力推行节水措施，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建设节水型灌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境内所有水利工程的水费征收管理。

第 二 章 水价核定原则及管理权限

　　第四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并根据供水成本、费用及市场供求的变化情况，考虑各方面承受能力适时调整。
　　农业用水价格按补偿供水成本、费用的原则核定，不计利润和税金。
　　非农业用水价格在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和计税的基础上，按供水净资产计提利润。利润率按国有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加2至3个百分点确定。
　　第五条 原则上同一供水区域（灌区）的水利工程，实行统一供水价格。个别县（市、区）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水利工程供水而按单个工程分别制定供水价格矛盾突出的，在不突破供水价格总水平的前提下，可实行综合供水价格，报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
　　第六条 国有和集体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对已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水利工程和民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价格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基准价格及其浮动幅度和最高限价。
　　第七条 大型水利工程供农业和非农业用水价格，由省物价局会同省水利厅制定；都江堰人民渠灌区中涪城灌区、三台鲁班、团结灌区的供水价格按省物价局、水利厅的委托由市物价、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中型水利工程供农业、非农业用水价格，由市物价、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小型水利工程供农业、非农业用水价格，由县（市、区）物价、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上一级物价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 三 章 水费征收办法及制度

　　第八条 农业水费征收工作涉及农村千家万户，事关农村稳定和发展大局。各级政府对水费征收工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将水费征收工作作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之 一，严格考核。以保证水费足额征收，按时上交。
　　第九条 供水经营者是收费主体。水费应由供水经营者直接向用水户（单位）收取。也可以由供水经营者与水利工程供水受益区政府协商后委托有关部门收取和解缴。
　　收取农业水费必须使用全省统一的专用发票，以确保水费收取的严肃性。专用发票应直接开到村以下用水户（单位）。
　　第十条 推行合同用水、计量收费。供水经营者与用水户（单位）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水价政策签定供用水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水利工程供水应实行价格公示制度。供水经营者和用水户（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水价政策，不得擅自变更水价。水价公示的内容要以书面形式将国家的现行水价标准和执行时间由供水经营者通知到灌区，灌区以相同方式通知到村级用水户（单位）。
　　农业用水价格应有固定的公示栏，公示内容包括收费面积、标准、金额、依据等，使用水户（单位）做到用明白水，交放心钱。
　　第十二条 为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应推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制度。
　　各类用水均应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累进额度和加价幅度依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川价农［2004］77号)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为了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在用水较少的年度，灌区用水户（单位）也应交纳基本水费，具体标准按供水价格管理权限制定。
　　第十四条 供水水源受季节影响较大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可实行丰枯季节水价或季节浮动价格。

第 四 章 水费的管理使用

　　第十五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属商品价格，水费收入是生产经营性收入，严禁任何单位、个人挤占、截留、挪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水费征收中加价和搭车收费。
　　水费主要用于水利工程所需的运行管理、大修折旧和维修养护等支出，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使用，但不得用于水利建设与管理以外的开支。水费必须专款专用、专户储存、专帐核算。
　　第十六条 水费管理和使用应接受财政、审计、监察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同时接受灌区用水者组织的监督。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 五 章 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供水经营者与用水户（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水价政策签订供用水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供水经营者要加强管理，防止水污染，完善供水设施，保证供水质量，为用水户（单位）提供优质服务。
　　用水户（单位）应按合同规定及时交付水费，逾期不交付水费的，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用水户在合同限定期限内经催交仍不交纳水费和违约金的，供水经营者可以限制供水直至终止供水。
　　终止供水的基本程序：催交、公告、停水。
　　催交：必须有书面的催交通知书。
　　公告：在催交书送达十五日后，用水户（单位）仍不解缴水费，即可发布公告，公告必须以告示形式予以张贴。
　　停水：在公告张贴十五日后用水户（单位）仍不解缴水费，供水经营者可终止供水。
　　第十八条 各级物价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水价标准执行和搭车收费、乱加价的，应根据《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查处，以确保水价政策的执行。
　　第十九条 对截留、平调、挪用水费的，责令限期清退，逾期不清退的，由监察部门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 六 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属绵阳市水务局、绵阳市物价局。



辩 护 词
（×××无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的委托为她做无罪辩护。请法庭在审理中考虑我的辩护意见。
接受被告委托以后我仔细研读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会见了被告，听取了被告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ד应当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及所附证据不足以说明被告人具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法定要件，请求人民法院宣布被告人×××无罪。理由如下。
首先，辩护人认为，×××及其参加的上访等活动，从整体上说，不是一个犯罪活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说明。
第一，如果整个上访活动是一个犯罪活动，那么，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是罪犯，都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显然不是这样的。法律没有规定上访是犯罪的，×××的检察机关和本案的检察官也非常明智、非常正确地认为，并不是所有参加上访的人都是罪犯。我冒昧的估计，大约曾经公开的和秘密的参加过本案研究的其他人员也不能认为一切参加者都是罪犯。
其次，既然整个上访活动不是犯罪的，是不是其中可能包含了×××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检察官提交法庭的案卷材料中没有×××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这一点，将在下面详细进行论述。
作为×××的辩护人在接受了委托以后，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本案的具体情节和检察官提供的材料。曾经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判例。但是，有一个问题时常闯入我的思维，这个问题常常强烈地干扰甚至中断我对本案具体情节的推敲。这就是：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一个国家干部，应该如何执政？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不断地深思：在这个纠纷发生、激化、冲突、多次集体上访以致走到今天的刑事法庭上，整个过程中，我们的相关干部是不是创造了可以奉为楷模的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如果没有，是不是创造出了最低限度的和谐的干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主要责任人是谁？是农民群众还是干部？我是一个老党员。在办理这个案子时产生的反思，使我对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感到十分的忧虑。
我们现在回忆当年焦裕禄是如何处理群众利益的。当时的报道是这样描写的：
“1962年秋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焦裕禄是怎么办的？“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
这就是焦裕禄对影响农民生活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态度。这段描写曾经激动了多少人！曾经使多少干部立志为人民的幸福贡献终身！也许有的干部在听我说焦裕禄，感到十分可笑。他们可能在想：“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在这里还在说什么焦裕禄！”我认为不对！非常的不对！！！焦裕禄的精神是永存的。焦裕禄的精神是我们执政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高度体现。是我们共产党的生命。如果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没有丝毫的焦裕禄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一个强盗。固然，个别干部腐败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但是，这只能证明我们党在反腐败。现在，有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贪污和腐败就是干部的本分？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焦裕禄是过时的历史人物？本辩护人认为，贪污和腐败是令人痛恨的，但是，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精神上、思想上的腐败。如果你认为现在重述焦裕禄的精神是可笑的，那么，你就不配在国家机关里任职，应该自动地退出国家干部这个队伍。如果不退出，就会在将来被人民唾弃。
以本案相关的事实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农民集体上访、冲突、再冲突的社会不稳定的事件。正是这个事件把辩护人带入了今天的法庭。完全可以设想：如果焦裕禄在宁河，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说，当年的焦裕禄遇到的是自然灾害，焦裕禄没有把贫困归罪于老天爷，没有用“这是一个天灾”来推脱自己的责任，那么，今天，一切和本案有关的、或者说是有直接的、至关重要关系的干部，包括亲手造成了纠纷的干部，怎么去推脱自己的责任？试问：是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七年的教育，改革开放政策的教育，和六十年代相比，文化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的群众，是思想水平提高了？还是比以往更愚昧了？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组织”被“策划”的了的？是个别干部发扬光大焦裕禄的精神造成的冲突还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成的冲突？
当时的焦裕禄是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能不能也到群众中去，听取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今天的干部到底应不应该在群众集体上访的时候躲在让人难以寻找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那些没有胆量面对群众的人，敢不敢说：躲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式？从长远的观点上看，我们应该相信，希望靠躲避群众来达到的目的，在公正的审判中也永远不可能达到！
借口总是有的，难道还有比集体上访、发生冲突、影响了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事件更大的事情吗？县，是一个基层单位。在一个县级的单位里，一般说，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时候是不多的。假如不涉及到国家秘密，我倒是希望相关的干部公开一下：在那紧要的关头，在农民上访和所谓“聚众扰乱”的时候，你们那时正在处理什么重要的、非立即处理不可的国家公务？
还有，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干群沟通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或者说，沟通的渠道是不是还存在？如果这个渠道是存在的，是畅通的，会不会发生以前的上访、今天的审判？这个结论，不需要我来下。我也不愿意下。所有关注本地上访、关注尚未彻底解决的土地纠纷的人，关注本案审理结果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辩护人深切希望：我们尊敬的检察官、尊敬的法官、尊敬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判决本案的时候，要从爱护人民、爱护我们这一方土地的稳定发展出发，从良知、从问心无愧的角度依法处理这个案件。力争在处理本案的同时，纠正个别不良干部造成的错误和恶劣影响。通过公正的符合法律良心的审判，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树立人民对法律、对国家的信任。
下面，我进一步说明被告人×××无罪的具体理由。
一、法律规定。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7〕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法条的原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本罪的要件是：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是“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破坏了这样的正常的秩序。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聚众的方式扰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造成严重损失，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理上，本罪是结果犯。如果没有发生刑法规定的犯罪结果，就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惩治的对象是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其次是积极实施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情节比较严重的积极参加者。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是如前所述，并非一切参加的人都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的只能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对于一般参加者，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故意。也就是说，主观上具有扰乱的故意，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这种扰乱活动，制造事端，给机关、单位与团体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这是构成犯罪的主观动机。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所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判定罪与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心态的，就不要以犯罪论处。
二、依据法律的规定和起诉书及所附的证据，被告×××不应被追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刑事责任。
上面我谈到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下面我们看看，×××是不是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辩护人认为，被告×××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所有犯罪要件。
（一）、被告×××不具备本罪的主体身份。
如前所述，上访本身不是立法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即，以本案被告来说，×××也只是一般的参加人。不是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也不是积极实施任何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有严重恶劣情节的积极参加者。
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看不到被告×××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任何的证据，也没有“行动特别卖力”的证据。从起诉书中看到的是，被告×××仅仅是参加了上访。
“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表现，没有这样的证据，就不能说×××是犯罪。
从个人的能力上看，“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具备“组织、策划、指挥”的智力、号召力、影响力的。被告×××是一个超过花甲之年的老太太，是一个文盲，是一个身患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同时还患有心脏病的老太婆。在科学、文化、技术、信息、法制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农村妇女，凭什么能够起到“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呢？辩护人认为，这就是法理上的“主观不能”。试想，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搬100斤的石头，他办得到吗？同样，以×××个人的条件而言，让她凭空制造纠纷，无端生事，组织、策划、指挥众多的农民，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行动特别卖力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相对性，是指和其他参加者比较而言。既然是“比较”出来的，就要比较比较了。
从起诉书所附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参加上访的，何止数百人。上访的次数也不是三次、两次。可见参加者是很多的。如果说被告×××比别的参加者“特别”卖力、“特别”积极，就需要进行比较。要比较，就要说明其他大多数的参加人是“怎么怎么样”的，被告又是“另一种怎么怎么样”的。假如通过比较，看出被告和别的参加人，至少是和95%的人不同。这样，才可以从逻辑上说，她就不是一般的积极，而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卖力。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实进行比较，也没有分析资料证明她是怎么的“特别”积极。
因此，被告×××不是积极的参加者。
相反，从前面叙述的被告人的身体情况可以看出，×××不具备特别卖力的客观条件。她有病，她股骨头坏死，她行动迟缓，她年老体衰。她能够保持自己生存，维持生活的自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四世同堂、风烛残年的老祖母，她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积极卖力干什么事情了。能够安度晚年，是她的正常的愿望，也是她唯一的希望。
所以，仅从主体身份上说，被告人×××不应该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