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审批工作的通知

上一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拍卖管理的规定（试行）
下一篇: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教学大纲的通知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撤率低的统计分析

李保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与大幅增长的车辆之间矛盾日益突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逐年增多，进入法院的该类案件也逐年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使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呈现出诉讼标的大、诉讼参与人复杂、举证困难等一系列特点，调解难度比较大，相对调解撤诉率较低。
　　一、2006年以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总体上升。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1—9月份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27件。
　　（二）调撤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近年来，我院不断加大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调解力度，案件的调解撤诉率逐年提高，但此类案件的调撤率仍一直维持在48％—52％之间，上升效果不明显。
　　（三）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调解难度增大。近年来，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不断增加，2009年1—10月，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38牛，占总数的81％。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调撤率比该类案件的平均调撤率低。
　　（四）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理由。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理由主要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而不能达成调解；对误工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存在争议未能调解；因赔偿责任比例达不成一致而未能调解。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车辆修理费等争议较少。
　　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解难度大的成因分析
　　（一）诉讼请求金额一般较高。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殊性，当事人在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失都比较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高了损害赔偿的标准，使得当事人要求的赔偿数额大幅度增加，而当事人的赔偿能力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保险不全的车辆和贷款买车运营的情况，当事人赔偿能力有限，甚至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加大了法院调解工作难度。同时在人身损害赔偿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因事故造成的身体或生命的重大损失，使得当事人在情绪上比较激动，对肇事者一般不愿让步，也为调解增添了一定的障碍。
　　（二）当事人身份复杂，意见较难统一。由于相关部门对车辆挂靠、租赁、使用、出借等方面的管理不规范，交通事故发生后，责任主体往往牵涉到登记车主、实际车主、借用人或承租人、雇佣人、挂靠人等多方人员，加之，目前社会上存在机动车交易不过户的现象，保险公司作为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承保人亦直接作为共同被告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发生死亡事故的案件，通常配偶、父母、子女等人员均作为原告方出现。各种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各责任人相关法律知识欠缺，对自身责任认知不足，相互推诿，经常出现部分被告同意调解，但是其他的被告不同意；有时被告同意调解，但是对于责任分担又达不成协议，最后无法调解成功。
　　（三）证据认定较困难。由于交通事故案件的特殊性，证据往往涉及多个方面，而且认定困难。有时交管部门处理事故过程中，由于对损害赔偿方面的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其对当事人的答复容易产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观点，造成了当事人的疑虑以及对于法院的不信任，为调解增加了困难。同时，在误工费方面，由于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出据的工资凭证不规范或数额不符合常理，往往得不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为调解设置障碍。
　　（四）送达较难。由于近年肥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商品贸易、输运行业十分发达，每年又有大量的游客，涉及的肇事车辆及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遍布全国各地。同时由于事故发生，又存在部分当事人躲避情况的发生，这样给实际送达造成很大困难，法院在缺席审理的情况，无法调解，这也是造成此类案件调解率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有时即使最终能够成功送达，留给调解的时间也比较少，很难达到良好的调解效果。
　　（五）交通部门的工作缺失。在审判实践中，有些事故责任认定明显不当。另外有时沟通部门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争议也很大，但事故认定书仅简单的记明了事故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和责任，没有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造成法院无从了解交通事故事实。在实践中也存在因各种原因交通管理部门无法作出责任认定的情况，各方当事人都极力辩解自己没有责任，给法院调解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六）当事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由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专业性较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如何计算，残疾级别有何作用等等，都是专业性较强的的条文，一般当事人很难准确理解。另外关于赔偿一般采取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计算以及机动车的责任承担等问题都与一般人常识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造成了当事人对于赔偿理念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造成了调解的问题。
　　三、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解的几点建议
　　针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践调解过程中的经验，对调解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针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情况，适当选择理智的当事人或代理人乃至家属现进行调解，然后由他们再劝说当事人。
　　（二）在调解实践中，由于部分车辆在当年缴纳交强险，使得在一定程度上给调解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所以要充分的利用保险公司的参与，尽量协调在保险公司赔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三）对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承包金损失等项目的计算标准和期限等问题，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行使释明权。向被告释明主动履行和强制执行的区别，同时积极作原告工作，使其尽快接受调解，得到赔偿。
　　（四）利用人民调解的力量及社会上其它机关、团体或者是村委会、有威望的长者参与调解，将调解扩大化，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城市公物警察权之分解研究：城市道路

在城市行政公物管理中，道路管理十分具有典型性。世界各国均制定道路管理法加以管理，德国、日本、台湾的学者在介绍本国公产法律制度的时候，甚至都以《道路法》为例。我想，道路作为公物，是有体公物，比较直观；从道路交通警察权入手解释相关理论也易于理解；而其利用和管理中的复杂性，又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城市道路存在的特点：
组合性。除了道路自身由诸如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等不同部分组合而成，道路尚承载了大量其他公物，例如树木绿地，交通标志，路灯，地下排污，各种管线等。这些公物是视为道路的组成部分一体保护，还是另外立法更为科学？仍未有固定答案。
开放性。城市道路作为公用公物，具有绝对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合法的利用，在学理上，有称之为“绝对公物”，以与相对公物相区别，相对公物上存在拒绝无资格利用者的“家主权”。
多功能性。道路具有多功能性，这点为行政法学者所认可。城市道路承载了交通工具的客货运输功能，也允许人民休闲散步；有的道路承载了战备任务；道路还是路灯，公用电话、垃圾箱其他公物设施载体；经过特别许可，道路也可以进行停车，仓储堆放、设置商品摊点、游行示威，举办各种活动等等。
城市道路公物警察权，是指为保护和正确使用城市道路公产公物，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的相关禁止、强制和处罚的行政权力。公物警察权在立法的分配上并无一定之规，与公物的（一个或多个）实际支配者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民国范杨《行政法总论》认为公物管理权与公物警察权“两者显然不同。只实际上此两种作用，又是属于同一机关行使”。但是“此时同一机关，所为各种作用中，孰为管理作用，孰为警察作用，应依性质而区别之。”切中之言也。
1996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实际立法上，现实中对于公物警察权的的规定十分混乱，往往多种公物混杂规定；其规定的内容和顺序也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和周延性。然而城市道路警察权目的上是为了保护行政公物，但是在法规上仍然以人的相关行为为处罚对象。这一点与其他行政权力并无特别不同。
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下几个方面去描述城市警察权的外延。
一，各种损害道路物理状态的行为。
（一）直接进行损害行为，或者增加损害的危险。
自生活经验而言，当然不能排除有人出于仇恨社会等目的，以损害公物的目的为损害的行为。只是立法对与损坏道路的行为，常常只规定其行为，而其行为目的在所不问。例如《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第十二条之三十三“损坏道路……的……导致对公民科处数额为……的行政罚款”。
立法上的问题是，损害道路的行为，究竟包括哪些？概括性的规定是否为已足，还是需要采取列举式的立法逐一点出具体的损害行为？例如，试刹车和驾驶履带车、铁轮车上路等。
一个行为可能有多个危害后果。如果法律基于多个后果以数个条文均加以惩处，构成实定法的“法条竞合”，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适用法律上适用“择一重罚处断”和“一事不再罚”两个原则。而实践中的更多情况是，立法者仅从一方面对危害行为进行规定，遗漏或者放弃对其他危害后果进行追究，这种情况应该着重探讨警察权分配立法的科学性问题。这些行为常见的有：
道路漏撒。道路漏撒的危害，除了对于道路本身的损害，尚属于环境卫生问题，同时也可能给交通安全法成潜在的危险，所以，从公物管理方面的法规，环境卫生方面的法规和交通安全法上，都能看到禁止性规定的影子。
超载。超载行为除了对道路加大负担之外，安全隐患也不可忽视。往往也构成竞合。
二．在道路利用上的侵占和违规行为
道如前所说，道路具有多功能性，那么对于利用道路行为，如何在合理利用与不合理利用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这是一个如何科学立法的问题，只有立法才能直接划定相关公物警察权的范围:哪些行为应当一律禁止，哪些行为应当建立许可制度；哪些行为需要打击，哪些行为需要容忍。
1. 临时堆放商品或者物料。
2.停车。唯应特别指出违规停车可能同时构成对道路的违规利用和阻碍交通的危害。
3.道路传单、游行、促销等群众性活动。
4. 施工占用道路。
5. 道路临时摊贩。临时摊贩取缔也是管理权竞合的一个典型，涉及工商部门，交警部门和城市公物警察。现实中由城市管理者执行工商部门的执法权，虽然从理论上力度很大，但是无疑不是最好的选择。
6. 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总的说来，对于道路的利用方面的警察权，不宜采取一律禁止的方式，而是应该逐步建立合理的道路特别利用的行政许可制度。德国法上，州和联邦法对道路的特别利用许可都采用了收费和许可制度。目前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前，我国各地有各种尝试，比如以私法的意思拍卖道路车位等的使用权，以行政征收的意思收取行政规费，甚至以罚代管等等，但是因无法律授权，均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至于各种尝试都成为违法行政的范例而为人所诟病。